诗与真：历史主义的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历史（第2/6页）

休谟将他的史学取向概括为：“我们必须制定一个简要的提纲，呈现几个世纪以来自由与压迫、秩序与混乱、稳定与革命的壮阔图景，其他时代或世界其他部分罕有其匹。”[13]这是一种以政治哲学为导向、以古典著作为文学模范而又兼具近世批判观念的全史学，在碎片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后已成绝响。

理性与感受之间：浪漫主义的历史

经验主义贬低理性、推重习惯，从而为保守主义打开了道路；怀疑推理、信任感受，从而为浪漫主义打开了道路。埃德蒙·柏克体现前者；赫尔德体现后者。赫尔德播下了浪漫主义的种子，在学术上衍生为历史主义，在政治上衍生为民族主义。

1772年，赫尔德发表了《论语言的起源》，以进化来解释语言的产生，把方言视为原始感觉语言-始祖语言这棵树茎分化式演进产生的枝桠（亚种）。[14]他论证语言-文化-共同体自发演化的方法，恰好就是休谟《英格兰史》论证英国宪制起源、达尔文《物种起源》论证生物进化的同一种方法。1773年，他发表了《莎士比亚》。就当时语境而言，这意味着另立宗师，以民族的、粗俗的、浪漫的莎士比亚取代普世的、高雅的、古典的拉辛。1774—1778年，他又出版了《民歌集》，为诸方言正名，开席卷19世纪的民俗浪漫主义的先河。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欧洲向文化大一统主义的欧洲挑战，重历史的浪漫主义世纪向重哲学的启蒙主义世纪送别。1778年，他在《诗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中第一个提出：文人学士个人化的诗歌创作只是供少数同好玩赏的装饰品，而下层百姓口耳相传的歌谣却是民族有机共同体的文化宝库。[15]除了“因为每一个民族就是民族；他有他的民族文化，例如他的语言”[16]外，他从未对“民族”和“有机共同体”两个词下过清楚的定义，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民族”和“有机共同体”迅速成为文学的和政治的浪漫主义关键词，传遍了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世界。

雅各布·格林在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两方面都继承了赫尔德的衣钵。一点也不偶然，他既是《德语语法》《德语词典》的编撰者、《格林童话》的收集者和改编者，又是哥廷根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17]、德国民族自由主义（1849年哥达议员团）的力行者[18]。他毕生行迹就是以发掘民俗文化为重构民族神话打基础，而民族神话的建构和普及（这一点有赖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分析框架中的造就民族语言的“印刷资本主义”[19]）距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国民书》（1806）中预见到的民族国家只有半步之遥。于是，文学的想象催化政治的想象[20]，小传统养育大传统、文化史规范政治史的路径就此畅通无阻。这一模式首先出现在德国，随后就要在中欧各地、乃至全世界上演。

在德国，由于拿破仑扮演了启蒙主义与自由主义保护神的角色，日耳曼的大众-民族文化（文化小传统）、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大传统）、1813年民族解放战争-德国统一（政治）之间的关系格外密切，呈波浪式推进。

第一波：赫尔德和格林是小传统的保护者和复兴者。他们逆转了17世纪以来精英文化疏离大众文化的大趋势，为日渐没落的方言和民俗洗去污名，重新评价。[21]但他们的工作仍有启蒙主义的明显特征，以学术性的搜集、整理、研究为重。在哲学上，他们是前康德的理性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是前法国大革命的世界主义者。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启蒙主义世纪的遗老，用一只手推开了浪漫主义世纪的大门，两条腿仍然留在自己的房间里。

第二波：阿尔尼姆、布伦塔诺和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和谢林是大传统的革新者，他们不再有资格以自然科学家自居。在文学上，他们是浪漫主义者，[22]在哲学上，他们是先验论者和神秘主义者，在政治上，他们是（没有德意志国家的）德意志人，腓特烈·威廉国王《告国民书》[23]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响应者。[24]在他们手中，历史变成了民俗（国粹）的哲学化精炼、唤醒日耳曼民族的宣传工具、反对理性人和契约论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