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真：历史主义的经验与经验主义的历史（第4/6页）

盎格鲁保守主义的根基在经验主义；一旦走出英语世界，这种保守主义就会自动形成其他文化-政治体系中的激进自由主义（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和文化种族主义的话）、无情地腐蚀非盎格鲁的历史传统。从经验主义的立场看，理性和启蒙的根本问题是：它们高估人类极其有限的认知能力。启蒙史学家的普遍错误是：过于草率的概括化和建立因果关系的倾向。[34]只有经验保存的尝试-错误-修正经历才是最可靠的。盎格鲁保守主义的经典论断是：英格兰宪法和英格兰宪法演化史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命名，没有普世价值，只有英格兰的古老自由；原因都在于此。

然而，有一种东西比普遍理性的概括更缺乏尝试-错误-修正的经验主义筛选，那就是先验、神秘、超个人的民族共同体理念。赫尔德把民族生命与个体生命相提并论，[35]已经从经验的泥土飞向先验的虚空，使绝对理性的空中楼阁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现实；他的继承者更进一步，直接用先验共同体取代了具体的人，把历史变成了历史哲学。感性对理性的胜利，在休谟和柏克那里，意味着丰满的具体经验优于贫乏的普遍理性；[36]在特赖奇克和李斯特那里，意味着神秘的抽象建构优于世俗的普遍理性。[37]赫尔德把民族历史的展开称为“植物隐藏在种子中”，意味着历史业已神秘预定；[38]休谟和梅特兰把英国宪制视为盲目摸索、淘汰的达尔文式进程。两者都反对法国启蒙者的机械进步论；然而思想流派与政治派系不同，敌人的敌人不是朋友，而是更为异己的敌人。

余论：他山之石与郢书燕悦

越过自己的语言之家，试图理解异质的思想脉络，一向是谬误的重要源泉。然而思想史却是这样一个特殊领域：误读常常比忠实的引用更有启发性。包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内的许多思想潮流，追本溯源不外乎郢书燕悦。梅尼克对休谟史学的解读，主要证明了经验主义不大可能通过观念来理解，德国历史学派的宗师对“有限理性”极其陌生。读者通过他的论述，可以更多地理解德国历史主义，而不是英国托利史学。

“作为一个英国人，休谟始终是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他随时准备缓和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倘若它们看起来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使这些后果适应于他所理解的生活。”[39]

这只能说是德国人眼中的英国和经验主义。如果休谟或任何人确实同时是经验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那就只能说明他既不是经验主义者，也不是功利主义者。如果功利主义的所指在边沁及其哲学同道，那么功利主义者只能是“绝对理性”的思想苗裔、英国的法国人。（边沁是英国的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和泰纳是法国的英国人。）功利主义者相信立法者的理性有衡量公共利益的能力，不下于列宁主义者相信国家计委的理性有判断经济形势的能力，他们推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只有在“绝对理性”的前提下才能理解。休谟赞同功利主义的可能性，与亚当·斯密赞同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不相上下。

无疑，从现象上讲，经验主义者确实会“随时准备缓和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倘若它们看起来有危险的话，随时准备使这些后果适应于他所理解的生活”；但不是因为他自以为能够预见“他的观点甚至理念带来的任何后果”，而是因为他更信任历史经验证实的成例，不太信任未经检验的观念。具体到现实政治层面，经验主义者很容易归于保守；功利主义者很容易归于激进。休谟和边沁两人的生平正是如此，这是有限理性和绝对理性内在理路的自然归宿。

德国人把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视为思想系谱上的近亲，只能从德国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的思想背景来理解。在黑暗中，所有的飞鸟仿佛同样漆黑。在神秘主义、先验主义的浸淫下，任何理性主义（无论有限理性还是绝对理性）都显得同样“市侩”。确实，“市侩”这个词是马克思和斯宾格勒、德国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对“西方”（即英国和法国、两种理性和两种启蒙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大杂烩）的共同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