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第2/3页）

19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1875年的哥达大会后，合并后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GSDP，简称社民党）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人数并不多，但俾斯麦还是将其视为威胁，认为社会主义是“帝国敌人”（Reichsfeinde）的一份子。1878年，德皇被两次谋杀未遂（和社民党没有任何关系），解散后重新选举的帝国议会批准通过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部法令禁止所有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集会、结社、组织及各种报刊。不过，帝国议会否决了对社民党议员的禁令。这部法每三年重新通过一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重申一次，直到俾斯麦于1890年不涉政务为止。因为社民党人还可以在帝国议会拥有席位，这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导致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即社民党成了以帝国议会为中心的党派，非常重视选票和议会演讲。虽然德意志的社会主义者很温和，但理论上让人感觉相当具有革命性，因为一旦政府禁止社会主义，就很难再延续拉萨尔的传统，去争取国家的支持了。在社会主义者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俾斯麦却推行了相当进步的社会保险法。1881年，德皇在演讲中宣布了俾斯麦的社会保险计划，1883年引入《疾病保险法》，1884年发布《意外事故保险法》，1889年发布《老年和残障保险法》。这些措施的实行并不完全是由于俾斯麦阴险狡诈，想对民众施行小恩小惠，还因为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萧条导致了物质上的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成员都会对此感到担忧。例如，由右翼分子、狂热的反犹主义新教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öcker）发起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及天主教的慈善活动，都促进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因此，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像是在通过社会福利收买他们。社民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不确定该如何做出回应。一些人觉得可以接受经济的渐进改善，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整个体系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后续的几年内越来越大。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与其他欧洲势力结盟，形成复杂、微妙的多重结盟体系。他的目标是在不涉及战争的前提下，确保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俾斯麦认为，潜在的敌人是法国，而他的担忧可能有些过分了。最初，俾斯麦令德国与奥地利、俄国这两个保守国家结盟，1881年签署《三皇同盟》，并于1884年续签3年，同时与英国发展友好关系。由于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欧洲东南部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并互存敌意，因此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就很难成功。他自称两国之间“公正调解人”的角色也很难维持。而国内转向保守主义，向俄国谷物征收进口税，这一举措激怒了俄国。1878年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开始与奥地利建立紧密的关系，并于1879年订立了两国同盟。3年后，意大利加入，成为三国同盟。但这并没有改变意大利的利益倾向，同时，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国内经济政策也让英国变得更像个竞争对手。到19世纪80年代晚期，由于德法之间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德国只好改善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俄法结盟。1887年，俾斯麦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assurance Treaty），而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三皇同盟》却没有续签。这实际上调和了俄国和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原本势不两立的矛盾。1890年新皇威廉二世在位期间，《再保险条约》没有续签。更为强硬、扩张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取代了俾斯麦杂耍般复杂的外交政策，并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告终。而俾斯麦政策中的矛盾和张力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