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任期内的德国

第二帝国经济一开始经历了一段活跃期，投机交易迅速增长，新公司和大型企业相继成立，铁路建设和其他建筑工程也呈大幅增长趋势。1871年的货币改革，再加上法国迅速赔款带来的金钱，使大量纸币进入了流通领域。1873年，所谓的创建者时期（Gründerzeit）的泡沫破裂，信用全面瘫痪，德意志陷入了经济危机。1873年以后，在鲁道夫·冯·德尔布吕克（Rudolf von Delbrück）的影响下，自由派支持的早期自由贸易政策被否决，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经济大萧条使许多德意志人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外国的谷物和工业产品价格低廉，对国内生产形成了威胁，工业家和地主开始支持收取进口税。1879年，政府设置了关税并提高了间接税，巩固了贸易保护主义。自由派越来越分裂。从19世纪80年代起，农业和工业利益的保守联盟逐渐发展，虽然中途也有矛盾和分歧，但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主导力量。

1873年的经济崩溃也引发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抬头。德国有普遍仇视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诽谤东方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但由于19世纪的融合，一些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已经身居高位。银行业中有许多犹太家族，俾斯麦自己的银行家布雷施劳德（Bleichröder）就是犹太人，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等也闻名全世界。大银行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幸存了下来，开启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因此，那些在经济危机中损失较大的小企业和中下层阶级就特别憎恨犹太人。另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是反犹主义者，如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冯·特赖奇克教授（Professor von Treitschke）。这给反犹主义增添了一抹学术色彩。这种观点也不是德国人才有，当时英国和法国的种族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但这些发展为后来更为致命的政治反犹主义做了铺垫。

19世纪70年代末对自由主义的背离与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大致意思是为文化而斗争，反对迷信）的决心有关。一系列的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错误的抗争。1870年召开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Council）宣布，教皇永远无谬误。德意志天主教徒之间的纷争导致政府卷入了教会事务，与政治无关的因素很快使形势恶化。之前的“小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在邦联内占主导地位的是新教，1870年12月建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re Party）就是当时为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而成立的。对俾斯麦来说，中央党是在保护帝国的敌人。中央党对教皇的支持更让人们认为，它的忠诚基本不属于德国。另外，天主教会在波兰的活动似乎增强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使帝国东部领地的局势变得十分不稳定。俾斯麦声称，外部的敌人获得了“内部敌人”的援助，因此，他开始对天主教实施长期、广泛的打击。1871—1876年，帝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严格控制神职人员的训练、任命和教育，并禁止耶稣会的所有活动。普鲁士境内反对这些措施的牧师和主教均遭囚禁，甚至被驱逐出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天主教的打击却导致了中央党的支持率直线上升，在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获得的选票翻倍。除了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等少部分人外，大多数自由派都无视自由主义的思想自由，转而支持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经济政策转向更为保守的保护主义，俾斯麦趁势与自由派决裂。此时，中央党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俾斯麦希望与信奉天主教的领袖温特霍斯特（Windthorst）和解。1879年，文化斗争结束。这些政策除了巩固了中央党的地位，从任何角度看都乏善可陈。几十年来，中央党一直是德国政治中相对稳定的主要力量，并在战后西德创建初期，以全新的跨教派形式主导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简称基民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