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第3/5页）

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显现，但德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者包括坚持形而上学观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赛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说来也怪，哈勒大学居然同时是虔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但这二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就处于守势。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启蒙运动对18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虔敬主义不相上下。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