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和启蒙运动（第2/5页）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可以在维也纳地区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们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数量仍然受到限制，也无法修建犹太教教堂。对犹太人的财税剥削仍然持续，不过某些强制性、羞辱性的惯例被废除了，比如佩戴黄色臂章。在普鲁士，虽然犹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们确实在18世纪获得了较多有限的特权。第一所犹太人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成立，犹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国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创办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也作出了贡献，其典型代表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NathanderWeise）描写的对象，剧作的主题是呼吁宗教宽容。

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得要晚，并有其自身的特点。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思想上的变革。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开始取代以神为权威的思想。当代重大问题，包括人类受苦的问题、善与恶的本质、对新近发现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样化解释、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组织方式、教育和社会工程的可能性，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当时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仍运用批判思维和理性，进行质疑、分析、探索。英国思想家中，弗兰西斯·培根对形成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作出了贡献，艾萨克·牛顿为人类探索了宇宙法则，约翰·洛克则在早期的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等法国哲学家对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出了各种各样杰出的贡献，他们总体上更为唯物主义、反教权主义，有时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基于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宗教和专制政体更为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