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与普鲁士的崛起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17世纪德意志经历的战争时期。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在德意志的一些领土上，仍旧持续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但这些矛盾越来越和帝国无关，领主们和其他国家结盟，或参与他国的争斗，偶尔才和帝国内的其他邦国或皇帝产生矛盾。宗教仍是各邦内部政治纷争的议题之一，但在邦国之间却很少引发矛盾。继承权战争在这个时期相当重要，由于欧洲王朝间的关系千丝万缕，德意志许多贵族家族都卷入其中。三十年战争和后续战争导致了领土内政治模式的发展，这既是纯粹的政治问题，也与经济、社会、文化相关。具体来说，一些领主认为，既然战争很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很有必要建立常备军队，并找出维持军费开支的方法。因此进行的政治改革在某些情况下也将权力集中化。

为了维持常备军队的开支，领主需要提高税收，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果议会拒绝授权和提高必要的税收，领主可以建立官僚机构，让官员直接对他负责，以此绕开议会。有趣的是，虽然这种方法让领主在财政上减少了对庄园的依赖，但同时也巩固了早期更为公允、不带个人色彩的政府形式，即职业官僚运用自身的专长影响决策过程，并保证政权更替后政策的贯彻。一方面将公允的政府和统治者的个人遗产区别开来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但另一方面，统治者的自身权力却变得更加重要。他们高涨的野心和象征性权力的增强与新宫廷文化的发展相得益彰—“专制主义时代”亦是欧洲宫廷的鼎盛时代。

1648年后，德意志各领地在规模和文化上大相径庭。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分支由于拥有大量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土以及德意志帝国内部的世袭领土和相关利益，其在维也纳的皇宫十分宏大。其他的德意志邦国，比如信仰新教的萨克森，其辉煌的首都建于德累斯顿；或是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其建于慕尼黑的首都也不相上下，这些邦国也都有能力维持规模宏大的宫廷。主要的教会领地，比如美茵茨或维尔茨堡的主教区，或是诸侯小邦，也试图彰显新取得的地位。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诸侯们建起了大量宫殿，这些宫殿大都模仿路易十四著名的凡尔赛宫，拥有精致华美的花园。诸侯们从法国和意大利请来艺术家和建筑师，为宫廷的庆典和戏剧设计建造合适的殿宇，即使是诸侯小邦也要模仿建造宏伟的宫殿。宫殿中上演歌剧、戏剧、假面剧和芭蕾；意大利和其他外国音乐家、表演家纷至沓来；从狩猎到乘雪橇，王室雇用了大量人员来组织这些活动。贵族使用各种诡计和手段谋求高位；有野心的平民极力迎合讨好，想给女儿攀上一门好亲事。作为宫廷内行为举止的标准，一套“礼貌准则”（Höflichkeit）的观念开始形成，加深了贵族名流和平民大众在行为和生活方式上的鸿沟。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法语词成为时尚，法语被视为比德语更高贵的语种。不同阶级的区分越来越严格，例如在许多着装要求（Kleiderordnungen）中，对每一个社会阶级的着装都有非常细致的规定。

领主与宫廷地位的提高部分源于三十年战争后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一些城市在16世纪末已经衰落，而另一些城市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提升，但总体来说，除了一些著名的城市（如汉堡）例外，17世纪末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一个世纪前繁荣。欧洲贸易的重心西移至大西洋沿岸，许多德意志城市已经不像早期16世纪那样自信和繁荣了。17世纪末，诸侯领地内的城市（虽然不是自由城市）的自治权很容易被领主削弱。同时一些城市被改造或新建成诸侯的住所和行政中心，而不再是贸易和产业的中心。同样，许多拥有地产的贵族因战乱频仍，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于是更加依赖领主的支持和赞助。贵族阶层因此很容易成为发展中的专制邦国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