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跨越海峡（第4/14页）

  这种作家缺席的要求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有的作家表面上虚伪地赞同这个观点，但是从后门悄然潜人，以高度个性化的风格冷不丁地棒打读者。谋杀行为完美地执行了，除了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棒球拍上沾满了指纹。福楼拜不同。他相信风格；比任何人都相信。他为了美、宏亮、精准命顽强地写作着；他为完美而写作，但从来不是像王尔德那样，单纯地追求完美。风格是主题的一个功能。风格是强加于主题，而是产生于主题之中。风格是思想的真实。正确的用词、真实的同语、完美的句子总存在于某个地方；作家的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发现它们。对有些作家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到超市去的一次购物体验，是装满购物篮的过程；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它意味着在希腊平原上的迷路，在黑夜里、雪地里、大雨中的迷路，通过像狗吠这样的罕见的蹊跷事情才意外找到了你所寻觅的东西。

在我们讲求实用与可知的世纪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野心有点偏狭(不错，屠格涅夫确实说福楼拜很天真）。我们不再相信语言与现实如此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确实，我们也许认为，正如事物使词语得以诞生一样，词语也使事物诞生。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福楼拜天真，或者更可能说他不成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支持他的严肃或大胆的孤独。毕竟这是巴尔扎克的世纪，是雨果的世纪，这个时代的一头是姹紫嫣红的浪漫主义，而另一头则是充满格言诗的象征主义。在这样一个由浮夸的人物以及耸人听闻的风格构成的世纪里，福楼拜处心积虑的不显山露水也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种：古典风格或者现代风格。回顾十七世纪，或者展望二十世纪后期。当代的批评家自负地要对所有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文本重新分类——把作者送上了断头台！他们不该轻易跳过福楼拜。在他们之前一个世纪的时候，他正在创作文本，否定他自己个人的重要性。

“作者在他的书中与上帝在自己的宇宙中一样，处处有他的存在，又处处看不到他。”当然，我们这个世纪严重误读了这一点。请看萨特与加缪。他们告诉我们说，上帝死了，因此，像上帝一样的小说家也死了。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人的知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小说本身一定也是不全面的。这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非常合乎逻辑。但会不会只是好听，或只是合乎逻辑呢？毕竟小说并不是在对上帝产生信仰的时候出现的；在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那些小说家与那些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人们之间没有多少相关性。我在此并列引用乔治·艾略特和福楼拜。

更加关键的是，十九世纪小说家身上所假定存在的神性始终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样，现代小说家的偏好也只是一种乐趣。当一位当代的叙述者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他声称不确定的时候，当他误解的时候，当他敷衍塞责以及陷入错误的时候，事实上读者会得出结论说，这位叙述者正在真正展现现实吗？当作家给自己的小说提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是百个？）不同的结尾的时候，读者会不会认真地认为，他正“得到了一种选择”以及作品正在反映生活中多变的结局？这样的“选择”永远不真实，因为读者被迫吸收了两个结尾。在生活中，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说决定成就了我们——接着我们沿着一条路走去；如果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如我曾经对我妻子说过；尽管我觉得她并不处在一个欣赏我的境地），我们就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小说两个结尾，并重现这种现实：它只是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想，这是立体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针对相关的艺术手法，我们不能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