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第2/4页）

我写水利机械、生产过程和工匠们，可我一边写，一边却十分苦恼，因为我懂得，在我对上述这一切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在有哪怕一点抒情气息使这些素材复活之前，这本书是写不好的。甚至根本就写不成。

（顺便说说，我那时懂得了写机器必须跟我们写人一样，得理解它们，爱它们，为它们而欢乐、悲伤。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总是为机器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就拿“胜利”牌汽车来说吧，当它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爬上陡坡的时候，我累得大概不下于汽车本身。也许这个比喻并不十分确切，不过我深信，对待机器，要是你打算去写它们的话，就应当像对待活生生的人一样。我发现，好的工匠和工人就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机器的。）

世上没有比面对素材一筹莫展更叫人难堪，更叫人苦恼的事了。

我觉得自己已成了外行，就好像硬要我去跳芭蕾舞或者编辑康德的哲学著作那样。

记忆却不时用高尔基的话来刺痛我：“不过可别丢脸，一定得带本书回来！”

使我灰心的还有，我历来崇奉的作家技巧的基础之一崩溃了。我一向认为只有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握任何素材，而又不会失去自己个性的人，才配当作家。

我决定缴械投降，什么也不再写，离开彼得罗扎沃茨克，以结束我这种苦不堪言的处境。

当时除了谢拉菲玛·约诺芙娜之外，我找不到任何人可以一诉我心头的痛苦。我已经准备把我的失败讲给她听了，可我发现，她早已感觉到了，想必是凭着教师所特有的那种敏感吧。

“您跟我那些傻里傻气的女中学生准备考试时一模一样，”她对我说道，“她们只知道拼命往脑袋瓜里塞，弄得晕头转向，分辨不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过是因为疲劳过度了。我对你们作家这一行虽说一窍不通，可我想，凭蛮干，恐怕是写不出什么来的吧。只能使自己的神经紧张。可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您别一时冲动，说走就走。您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湖上去划划船，去城里各处逛逛。我们这个城市挺可爱，挺朴素。也许您会有所得的。”

不过我还是决定离开这儿。行前，我到城里各处去走走。直到这时，我还没好好观光过彼得罗扎沃茨克的市容呢。

我沿着湖畔信步朝城北走去，不觉到了城外。一排排小房子到此戛然而止。前面是菜园。在菜园中间，东一个西一个地竖立着十字架和墓碑。

有个老头儿正在胡萝卜地里锄草。我问他这都是些什么十字架。

“这儿早先是公墓，”老人回答说，“听说是专门埋葬外国人的。如今这片地改作了菜园，墓碑都给搬走了。剩下的几块也留不了多久。最多留到来年春天。”

墓碑的确不多，总共只有五六块。其中一块墓碑四周还围着生铁铸的富丽堂皇的沉甸甸的栅栏。

我走到这块墓碑跟前。在断裂了的花岗石墓表上可以辨出用法文写的碑文。高高的牛蒡几乎把碑文全遮没了。

我拔掉牛蒡，看到了碑文的全文：“拿破仑皇帝陛下大军之炮兵工程师夏尔-欧根·朗赛韦之墓。一七七八年生于佩皮尼昂，一八一六年夏殁于远离祖国之彼得罗扎沃茨克。愿主赐他备受痛苦的心灵安息。”

我顿时领悟到，在我面前的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的坟墓，他的命运是悲惨的，正是这个人将把我救出困境。

我回到家里，告诉谢拉菲玛·约诺芙娜，我决定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留下来了，说罢，掉头就去档案馆。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是个瘦得几乎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戴眼镜的干瘪老头儿，早先当过数学教员。档案馆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可老人却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说明了来意，老人非常激动。因为平日来找他查询的都是些枯燥的资料，主要是教堂的教徒出生簿上的生年之类的东西，而且即使这样的查询，一年也难得有几回，现在却要进行一次困难而有趣的档案搜索——找到一切跟这名一百多年前不知何故死在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神秘的拿破仑军官有关的全部档案。

老人也好，我也好，心里都很着急。在档案馆里能不能找到朗赛韦的资料，哪怕只是蛛丝马迹也好，以便多少可以知道点他的生平？或者我们什么也找不到？

老人出乎我意料地宣布说，他今晚不回家睡觉了，将通宵在档案馆里翻寻资料。我很想陪他一起找，可是他告诉我，外人是不得进入档案库的。于是我就上街去买了面包、香肠、茶叶和糖给老人送去，让他夜里好有夜宵吃，随后我就走了。

搜寻资料延续了九天之久。每天早上老人给我一份卷宗目录看，据老人猜测，这些卷宗里可能会提到朗赛韦。在最有价值的卷宗抄目前，老人都打了一个钩，但他作为数学家，总是把这种记号叫作“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