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印痕

啊，心灵的记忆！你比理智忧伤的记忆还要强烈……

巴丘什科夫[1]

读者时常询问从事写作的人，他们用什么方法为自己的作品搜集素材，是否要花费很多时间。当他们听到回答说，作家是从来不特意去搜集任何素材的时候，总是大为诧异。

不过，作家为了写一本书而去研究写这本书所必须知道的科学和知识性的资料，当然不在此列。我上面所说的仅仅是指对生活的观察。

生活素材中凡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细节”[2]的那一切，不是研究研究就行的。作家只有生活在这种素材之中（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才行。作家在这种素材中生活，思考，痛苦，欢乐，参与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每一天的生活，就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记忆里和心灵中留下标记和印痕。

读者（顺便说一句，也包括某些青年作家）总以为作家是那种手里老是拿着笔记本到处跑来跑去的人，是职业“记录员”，是窥视生活中的一切的密探。这种看法必须加以消除。

那种硬逼着自己去积累观察素材，一味地四处奔波做笔记（“生怕忘记了什么”）的人，当然可以搜集一大摞五花八门的素材，然而这些素材是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些观察到的素材从笔记本中搬到生动的散文中去，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感染力，显得像是硬塞进去的异物。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这丛花楸或者乐队中的这个两鬓花白的鼓手说不定什么时候可以写进我的短篇小说中去，因此分外仔细地，甚至带着几分造作地去加以观察。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尽职”而去观察，不要纯粹出于业务上的动机而去观察。

千万不要把观察到的素材，哪怕是最成功的素材，不分青红皂白地硬塞到作品中去。一旦有必要，它们自己会进入作品，各就其位的。使作家常常感到惊奇的是，某个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偶然事件或者细节，当作品中需要这些素材时，竟会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记忆之中。

写作的基础之一，是要有良好的记忆。

我把我怎样写成短篇小说《电报》的经过讲述出来，或许有助于我把上述想法阐述得更加清晰。

有一年深秋，我寄居在当年曾享有盛名的版画家波扎洛斯京[3]在梁赞郊外的庄园里。那时只有波扎洛斯京的女儿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一位病弱而和蔼的老妇人，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座庄园里度着晚年。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独生女娜斯嘉住在列宁格勒，已把自己的老母忘得一干二净，只是每隔两个月给她寄点钱来。

我在宅第中占用了一个房间，宅第很大，空空荡荡的，一有什么响动就会发出回声，用圆木砌成的四壁已经发黑了。老妇人住在宅第的另一端。去她那里，要穿过空无一物的门厅和好几间房间，房间的地板上积满了尘土，脚一踩上去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除了我和老妇人外，偌大的宅第中再也没有别人住了。这幢宅第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庭院里的杂用房都已朽败。庭院后边有个像宅第一样荒废了的阴湿寒冷的果园，在秋风中萧瑟地喧闹。

我是来写作的，最初一段时间，我成天关在房间里埋头写作，从早晨一直写到天黑。天黑得很早，才五点钟就得点灯了。那是一盏老式的煤油灯，灯罩是磨砂玻璃的，做成郁金香的形状。

后来我改在晚上写作了，因为白昼不过几个小时，老坐在屋里而不到秋意将尽的树林里和牧场上去走走，未免可惜。

我久久地在野外徜徉，见到了许多秋天的特征。每天早晨，一个个水洼中像玻璃般透明的薄冰下面，可以看到好些气泡。有时这种气泡像是个水晶球，里边包着一片紫红色或者柠檬色的白杨或白桦的叶子。我总喜欢把冰敲碎，将这些冻僵了的叶子带回家去。没有多久，我的窗台上就积起了一堆这样的树叶。它们暖了过来，散发出一股酒精的气味。

在树林里漫步比哪儿都好。牧场上风声呼呼，在树林里却笼罩着一片忧郁的岑寂，只有薄冰在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树林里之所以特别静或许是因为天上密布着阴云的缘故。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有时连松树的树冠都隐没在云霭之中了。

偶尔我上奥卡河河汊子去钓鱼。在芦苇丛中，柳叶那股又酸又涩的气味，刺激得脸上的皮肤仿佛要痉挛起来。河水黑油油的，泛出朦胧的浅绿色的反光。秋天鱼十分谨慎，很少上钩。

后来下起了连绵的秋雨，把果园淋得满目萧疏，发黑了的草都倒伏在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雪的潮气。

我当时见到的秋天的特征非常之多，但并没有竭力去一一记住它们。不过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秋天那种悲愁的气氛是怎样微妙地同我轻快的心境和朴实开朗的思想交融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