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地图

在莫斯科，我弄到了一本详细的里海地图，便久久地浪游于（当然是在想象中）里海干旱无水的东岸各地。

还在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看地图。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看地图，就像看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一样。

我研究着神秘的河流和峥嵘险巇的海岸，深入到只有用小圆圈标示着几个无名猎业贸易站的原始森林，反复地念诵着那些像诗句一样琅琅上口的地名：尤戈尔海峡[13]，赫布里底群岛[14]，瓜达尔卡纳尔岛[15]，因弗内斯[16]，奥涅加湖[17]和科迪勒拉山系[18]。

渐渐地，所有这些地方都异常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象之中，以致我觉得我能够凭想象虚构出周游列国的游记。

甚至我的父亲，一位地道的幻想家，对于我这样迷恋地图，也不以为然。

他说，像我这样迷恋地图，今后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要是你大了以后，日子过得顺遂，”父亲说，“你就有可能去各地旅行，到那时，你现在给自己放下去的诱饵就会叫你伤心。你会看到那里的一切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回事。譬如说吧，墨西哥就很可能是个尘土飞扬、民不聊生的国家，而赤道上的天空是灰蒙蒙的，既单调又乏味。”

我不相信父亲的话。我不能想象赤道上的天空哪怕会有一天是灰蒙蒙的。在我心目中，赤道上的天空蓝得那样的浓，连乞力马扎罗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也都染上了蓝蓝的颜色。

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种癖好。后来，在我成人之后，我更是清楚地看到，父亲当年讲的话，在我身上并未完全应验。

譬如说吧，我头一次到克里米亚去时（在此之前，我曾在地图上仔仔细细地研究过这个地区），的确发现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然而正是由于预先有了这些想象，我才能格外敏锐地观察克里米亚，假若我对克里米亚事先一无所知的话，就远远不可能这么敏锐了。

每走一步，我都发现我所没有想象到的景物，而这些我所始料不及的景物，在我脑海中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跟某些人的“神交”也能产生同样巨大的作用。

比方说，对于果戈理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象。然而要是我们能在他生前见到他的话，就会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地方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而恰恰是这些不同的地方能够鲜明深刻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要是事先对果戈理没有这种想象，一旦见到他的话，他身上有许多特点我们说不定就发现不了，于是会觉得他完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习惯于把果戈理想象得有点儿忧郁、好猜疑、萎靡不振。因此一旦见到他，我们一眼就可发现他的真实形象完全不是如此：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性格开朗活泼，甚至有点儿轻佻，老爱扬声大笑，衣着十分雅致，讲话时乌克兰口音很重。

我虽然没有能力把这些想法阐述得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我认为情况的确就如我所说的那样。

养成在地图上神游各国，在想象中见到各地风光的这种习惯，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正确地去认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会永远留下我们想象的淡淡的印痕，会染上我们加之于它们的一抹色彩、一道光辉、一层薄雾，这使我们真去那些地方时，就不会觉得它们是枯燥乏味的了。

就这样，我身在莫斯科，却畅游了里海阴森的海滨，同时看了许多书籍、科学报告，乃至描绘沙漠的诗歌，总之凡是在列宁图书馆可以找到的资料，我几乎都看了。

我看了普尔热瓦利斯基[19]和阿努钦[20]的著述，看了斯文·赫定[21]、马克-加哈马和格鲁姆-格尔日迈洛[22]的作品、谢甫琴科被监禁在曼格什拉克半岛期间所写的日记[23]、希瓦[24]和布哈拉[25]的历史、海军中尉布塔科夫[26]的报告笔记、旅行家卡列林[27]的著作、各种地理考察报告，以及阿拉伯诗人们的诗歌。

在我面前展现出了一个灿烂的世界，我从中看到了人的强烈的求知欲和丰富的知识。

终于到了应当去里海，去卡拉-布加兹海湾实地观察的时候了，可是我没有钱。

但我毕竟还是筹措到了一笔钱，虽然费了很大的周折。我先乘车到萨拉托夫，然后取道伏尔加河，顺流而下，行至阿斯特拉罕。在那儿我耽搁了下来。我那点微薄的旅费已经告罄，我要继续往前走，就不得不在阿斯特拉罕为《三十天》杂志和阿斯特拉罕的报纸写几篇特写。

为了写好这几篇特写，我去了阿斯特拉罕草原和恩巴河。这几次旅行对于我写作《卡拉-布加兹海湾》也大有好处。

我从里海沿着长有大片大片芦苇的海岸向恩巴河航去。我乘的是一艘老式的明轮轮船，船名十分古怪，叫“天芥菜”号。跟一切老式轮船一样，“天芥菜”号上的许多东西都是紫铜的。扶手、罗盘、望远镜、各种仪器，甚至船舱高高的门槛都一色是紫铜的。“天芥菜”号颇像是一只用砖头擦得锃亮的冒着烟的大肚子茶炊，随着浅海的轻浪东摇西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