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短篇小说

我由切尔诺贝利镇搭乘轮船，沿普里皮亚季河回到了基辅。这年暑期我是在切尔诺贝利镇附近一位姓列弗科维奇的退伍将军的荒芜的庄园里度过的。我的级任老师推荐我到列弗科维奇家当家庭教师，给将军顽劣的小儿子补习功课，他秋天有两门课要补考。

老式的地主宅第筑在低洼地上。每到晚上，宅第周围就弥漫着凉飕飕的迷雾。青蛙在四周的沼地里竞相聒噪。矶踯躅花的气味熏得人头疼。

列弗科维奇的几个儿子全都爱胡闹，常常在喝晚茶时，径直从凉台上开枪打野鸭子。

至于列弗科维奇本人，一个唇髭已经灰黄，眼珠鼓出，一脸凶相的大胖子，则成天坐在凉台上一把扶手椅里喘气，他患有哮喘病。偶尔，他嘶哑着嗓子，冲着几个儿子骂道：

“哪像个家，简直是一帮二流子！简直成了小酒馆啦！我把你们统统撵出家门！取消你们的继承权！”

可是谁也不理睬他声嘶力竭的叫骂。掌管庄园和宅第大权的是他的妻子——“列弗科维奇夫人”。她还不算老，举止轻浮，为人非常吝啬。整整一个夏天，她都束着那种会吱吱发响的紧身。

除了这几个吊儿郎当的儿子外，列弗科维奇还有个待嫁的女儿，年纪二十上下。家里人都管她叫“贞德”。她从早到晚都按男子骑马的姿势，骑着一匹褐色的烈马，做出一副异常强悍的女性的样子。

她老爱翻来覆去地讲“我鄙视”这几个字，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这么讲是没有任何用意的。

当人们向她介绍我时，她从马背上把手伸给我，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我鄙视！”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居然能逃离这个疯狂的家庭。所以当我爬上大车，坐到用块粗麻苫布盖着的干草上，车把式“依纳爵·罗耀拉”[1]——在列弗科维奇家，从上到下，人人都用个历史人物的名字作为绰号；当然随便点，也可叫他伊格纳特[2]——拉动缰绳，我们慢吞吞地、一步步地向切尔诺贝利镇行去时，我大有死里逃生之感。

我们的大车一走出庄园大门，长有矮小的树木的低洼地便以它的恬静迎送着我们。

到太阳落山时，我们才赶到了切尔诺贝利镇，投宿在一家客栈里。因为轮船脱班了。

这家客栈的掌柜是个犹太人，姓库舍尔。

他把我安顿在小客厅里睡觉，客厅里挂满了祖先的遗像，一色都是蓄着花白络腮胡子、戴着缎子小圆帽的老头子和戴着假发[3]、裹着花边黑披肩的老太婆。

厨房里的灯散发出一股煤油味。我刚刚躺到厚厚的、闷热的鸭绒褥子上，臭虫就从所有的缝隙里蜂拥而出，成群结队地朝我袭来。

我赶紧跳起身，急忙穿上衣服，走到了门廊里。客栈筑在河滩边上。普里皮亚季河泛着昏暗的光。河岸上堆着一垛垛木板。

我在门廊里的长凳上坐了下来，翻起了中学生制服大衣的领子。夜寒料峭，我打着冷战。

台阶上坐着两个陌生人。在夜色中我看不清他们的模样。其中有个人在抽马合烟[4]，另一个伛偻着腰，仿佛睡着了。打院子里传来依纳爵·罗耀拉震耳欲聋的鼾声——他睡在大车的干草上，我此刻着实羡慕他。

“有臭虫？”那个抽马合烟的人用高亢的声音问我。

根据声音我辨出了他是谁。他就是那个愁眉苦脸，光脚穿着一双套鞋的矮个儿犹太人。当我跟依纳爵·罗耀拉到达客栈的时候，他替我们推开了院子的大门，为此向我们讨十个戈比。我给了他。库舍尔站在窗口看到了这件事，便大声骂道：

“打我院里滚出去，臭要饭的！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可那个穿套鞋的人甚至都不屑回过头去看一眼库舍尔。他朝我䀹了䀹眼睛，说道：

“您听到吗？他恨不得人家的每分钱都落进他的腰包。这人这么贪心不会有好收场的，您记住我的话！”

后来我问库舍尔，那个开门的是什么人，他不大情愿地回答说：

“噢，约夏！是个疯子。依我说，一个人既然是个穷光蛋，那就得对别人尊敬点儿。看起人来别像大卫王从宝座上看下边那么神气活现。”

“为了那些臭虫，你还得外加库舍尔一笔小费呢，”约夏深深地吸了口烟，对我说，这时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胡子茬，“一个想发财的人是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的。”

“约夏！”那个伛偻着腰的人突然嗄哑着嗓子恶狠狠地说，“你为什么要害死赫莉斯嘉？都一年多了，我怎么也睡不着觉……”

“尼基弗尔，只有疯子才会这样胡说八道！”约夏气呼呼地大声说，“是我害死了她？！您可以去找你们的神父米哈伊尔，问问他究竟是谁害死了她。要不，您去问县警察局长苏哈连科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