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第2/3页）

“我想回家！”这里面有着某种时代的声音。我愿意把它理解成80年代中国理想主义者的呼喊。这里面的哀伤、脆弱和坚强，都蕴含在对一个姐姐的温柔倾述里。这个世界是坚硬的，姐姐就是心底那最柔软的部分。姐姐意味着安慰，甚至精神上的救赎。

为什么是“姐姐”？

80年代之前，中国没有这样的姐姐的形象。30年代，蒋光慈写下《少年漂泊者》。少年为了国耻和工人，与帝国和强权相争，死在了敌人的枪下。他在绝境中，并没有呼唤姐姐。他在呼唤一个新中国。50年代至70年代，女性在新中国内，作为革命的主体被构建了起来，“妇女能顶半边天”，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期间也不可能产生出抚慰人心的姐姐来。把时间往前推，倒是沈从文在二三十年代写下了一些女性形象，颇有一种纯净美好。最有名的是《边城》里的翠翠，然而那是一个妹妹的形象。那样的妹妹惹人怜爱，却不是可以“带我回家”的人。

姐姐是一个温柔的女性，也是与母性相通的，一种甚至有着超出世俗的光辉的女性。

在孤立无援的夜里，姐姐是可以倾诉的。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姐姐可以牵着你的手。

这让我想起了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苦难中，在整个世界都背弃了我的时候，在一切希望都破碎的时候，圣母玛利亚伸出了双手。那不仅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灵魂的救赎。这样宗教性的救赎感进入到世俗里面，幻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年长的、抚慰人心的女性形象。那样一种孤单少年，落魄诗人和“姐姐”般的妇人的亲密关系隐藏在西方文学里。想想卢梭和华伦妇人，想想邓肯和叶赛宁，想想普希金那些写给贵妇们的诗。

“文革”后期，中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民族心理的创伤，也同时经历着西方文化的强劲影响和现代化转型。这其间，有着复杂深远的心路历程。而在其中，一些变化，一些新的形象，也出现了。

其中之一，就是“姐姐”。

这不是诗人与贵妇故事的中国版，当然也不是圣母玛利亚的遥远投影，然而他们之间有着隐秘曲折的联系。这个世界是如此强大而堕落，姐姐，我们回家吧。

张楚的“姐姐”唱遍了大江南北。受影响最深的是70、80这两代人。姐姐开始火的时候，正是70后风华正茂的时候。有多少人借着这首歌，喊出了一个受伤的姐姐。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姐姐的形象。80年代末，顾城写下了《铁铃》。这首诗有一个小标题，叫做“献给在秋天离家的姐姐”。顾城反复说道：“你走了。”他回忆起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光，那是一段完整温暖的家里的时光。你走了，我的世界破碎了，我要学着开始走路。海子写下了《日记》。这首诗在海子离世后，成为了中国流传最广的新诗之一。在结尾处，海子写道：“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一个在张楚的“姐姐”中出现过的孤单少年的形象，只是更加绝望。

众人的合唱到了尾声。歌唱到最后，难免有些寂寞的感觉。人一多，嘈杂喧闹，便掩盖了这种寂寞。“牛逼！”有人在喊。张楚始终面无表情。他没有很激动，也没有回应歌迷的呼喊。从1991年到现在，这首歌，他也不知唱了多少次了吧。我曾听过一个段子，是张楚说再也不唱姐姐了。这个段子让我有点失落，因为那时我还没听过他的现场，也让我有点兴奋，因为这太像那个一言不拢、转身就走的张楚了。既然这世道已经如此肮脏，既然金钱可以让姐姐妹妹们都分开双腿，那我就不唱了吧。

也许我听到的段子是假的。张楚唱完了整首歌。歌迷们也得到了畅快的满足。橘子音乐节并不大。这样的舞台也许很难让他兴奋起来。那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和张楚一起高歌的也就只有一小撮人。再过几天就该大地震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