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与佛教的关系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个神秘的话题。他为求平安，自幼皈依，法号长庚。成年后，他也曾于寂寞中对佛经下过很深的工夫，并于1914年出钱刻《百喻经》，使其流行。他感叹“释迦牟尼真是大哲”，但他从未正面谈过他与佛教的关系。一方面，他的行文处事与佛教相去甚远，如在人生的选择上，佛教是将解脱放在第一位的，生命倒在其次。在佛教的认识里，生命随业力流转，百转千回，忽而上天，忽而入地。所谓生死如海，头出头没。佛性虽也人人本具，但被五欲遮蔽，而一旦开始修行，便有解脱的可能。是以佛教有佛陀前身为求道以身饲修罗的故事，这里面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味。

而鲁迅则将生命置于人生的首位，他的意见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另一方面，他在文字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又与佛教的精神非常相契。他在1919年写道：“我们应当发愿为人类取得幸福。”他后来在病中写道“无数的人们，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这与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何其相似。

鲁迅在行文中惦记着具体的中国人的幸福。这惦记如此之深，以致他怀疑文字的作用，也使他将这怀疑带进了他的文学。他在怀疑中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但他从没有真正迷恋过自己的文学，成为文学家也并不是他毕生的追求。鲁迅后期将自己投入了杂文的写作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他与现实太近，伤害了文学，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在人格上看，他完成了自己的追求。文学家的形象或许可以描述出鲁迅的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这个描述至少比思想家鲁迅更为准确，但显然并不是鲁迅的全部。

在对鲁迅的解读史上，鲁迅被描述为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虚无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启蒙者……但即使是这些名号的总和，也无法显现出一个真正完整的鲁迅来。在这个意义上，将佛教引入鲁迅研究，并试图讨论鲁迅从一个早期意气风发的写作者，到后来内敛深刻的文学家，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或许是有价值的。

一　鲁迅的绝望感与佛教

在佛教看来，人间虽属善道，却是很苦的，而且从根本上看，也是没有出路的。无常、苦、空便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再大的福报，再美好的生活，转眼就是尽头，而福气越大，也就越容易作恶，福尽后的苦难又是无穷无尽，是以佛教并不注重于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享受，相反，佛教对人世的一切寻求幸福的努力的都是悲观的。因为它们都不是解脱，也就都是徒劳。

基督教以上天堂为究竟，佛家是排斥这个的。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也舍弃了以政治教育等等方式实现平等幸福的努力。舍弃这一切，他的目的是要真正的众生出苦海。佛教对人间的透彻认识在《八大人觉经》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八大人觉经》的第一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心是恶缘，形为罪薮；如是观察，渐离生死”。近代印光法师也说“娑婆世界，乃一大牢狱也”。

在为人们寻求正当的幸福上，鲁迅是绝不让步的，但同时他也关上了所有通向希望的门。他说自己不是导师，从他的小说到杂文，从他的工作与生活，他没有指出一条路来。他也从来没有真正认为现有的路，从文学革命到左翼的兴起，是会通向光明。相反，他总是从中看到了一些阴魂不散的东西。他的深刻中有着一种深深的绝望感。他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是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他实际在这里已经否认了一切现实的努力，而历史也回应了鲁迅的绝望。他看到的并不是幻想，而是这个世界的真实。他反复说他的思想太黑暗，以至于他不敢袒露，怕伤害青年。他问是否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他的绝望并不仅仅是由早年的家境、生活的挫折、青年时的奔波失意、辛亥革命这种种现实的因素造成的。他的绝望更内化、深化，也更有一种宗教的意味。他是对某种本质性的东西绝望。这就让鲁迅与一般世俗意义上对现实不满的作家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