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第3/8页）

胡适先生以他七十年零七十天的生命，在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动乱，这些文字，散佚的很多。一般想读他的文字的人，通常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在这些专书以外的大量文字，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

《胡适选集》的构想，是我鉴于胡适先生著作的这种散佚，无法看到在《胡适文存》等书以外的大量文字，所以才加以搜集，用来嘉惠士林的。

选集中的文字，都是从几十年以来的报章书刊中陆续一篇篇搜集到的，在搜集过程中，曾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所以有时候虽一篇之微、一诗之细，都得之不易。因而它的珍贵性，也就益形增加。我相信，凡是稍懂现代编辑经验的人，都会仔细发现这套选集编纂的精审。中国图书馆专家童世纲先生编《胡适文存索引》，把这套选集全部编入，更可显出这套选集的价值。

《胡适选集》出版后极受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有了极大的影响。《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雷特（WillardStraight）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舍尔科夫（Schoellkopf）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我说3月要还他，但他2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文星被国民党封门后，这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

窜改了遗嘱

在胡适先生生前，他对自己著作的排印流传，曾感到力不从心。1953年的7月4日，他曾有这样的感叹：

……我自己当然没有重新排印这些书的力量。我看见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印行，我当然忍不住一点歆羡，去年12月10日早晨4点钟，我写完孟真遗集的序文，天还没有亮，我脱衣服要上床睡了，忍不住笑着对自己说：“我的全集的编辑重印，大概也得等到我死后了。”（《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胡适先生这段自述，可算是一语成谶。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全集，虽然等到他死后，甚至死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还没有被印行的信息。

胡适全集的编印，原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持。在胡适先生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居然集合在一起，要负责整理他的遗作，并且声言要编全集。

这些自以为有权编全集并自认有能力编好全集的人，他们摆出的姿态是垄断的、是有排斥性的。由于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台湾的“学阀”阶层，所以他们便不愁没有一个所在来表现他们的大权与能力，最后表现的总汇，便是“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

一开始，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就先领去国家的经费、国民的税捐，大花特花起来。花了一阵，转眼已是胡适先生一周年的忌辰，他们又开始宣布他们的大计划。在胡适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席王世杰以“中央研究院院长”接棒人的身份，散发了一张所谓“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王世杰报告”。这张报告一开始就扬言：

关于怎样纪念胡先生，我们需要好好地规划，特别希望能够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尽量地搜集起来，由适当的人加以整理、编辑，以利流传与发扬。

王世杰又说：

关于整理胡先生的遗著，中央研究院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先行搜集资料，随即要规定进度，分类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