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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利兹正在桌子对面看着我，她在这儿会让我感到一阵轻松，我把头抵在桌子上放松。利兹来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艰难地集中精神，并且组织语言，我回答道：“我做不了这些，我读不懂正在看的东西，我很笨。”

利兹很惊讶，她从没听我说过对于学业的担心，并且她知道我中学成绩很好。“大学是不一样的，奥尔加。他们会让你读更多书，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我知道你很聪明。”我从茫然中抬起头，“你只是需要找到你的方法。”这些话在我心中徘徊：我只是需要找到我的方法。几分钟后，利兹说：“等我们搞定以后，我知道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餐厅，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我高兴起来，她的话让我感到安慰，想着用派和冰淇淋来结束这艰难的一天。

接下来的几周，我一直用利兹的话鼓励自己。为了弥补阅读上的困难，我更加注重教授讲的东西，我的大脑已经创造出一个通过听、说、看来学习的部分，如果有哪里不懂，我就会去教授的办公室弄清楚它的意思。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记得哪天讨论了哪些问题，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讲课内容上，我的大脑仿佛就能听到讨论的内容，并且看到板书上的字，就像电影片段一样，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讽刺的是，我能读完中学和大学都有赖于这种超强的记忆能力。我可以在考试的时候重播那些讨论和板书内容，是由于这么多年来保存那些被虐待的画面和声音的碎片导致的。尽管这些记忆被锁在我无法接近的地方，但把画面和过程保存在头脑里的能力成为一种优势。我养成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和讨论中的习惯，并且一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磨炼自己的记忆力。

当然，再好的回忆能力也无法在我没有注意听讲或者根本就没去上课的情况下帮我解决问题。州立大学的课程实在太多，有时候我力不从心。从停车场穿过操场来到学校，已经让我很焦虑了，每当我来到教室时，同学们通常都在喧闹，所以我经常逃课。我前两年的大学平均分只有2.5，利兹很惊讶我的分数这么低。我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每堂课都到，并且总是坐在前排确保自己可以集中精力。这样最后我以平均分3.5左右的成绩完成了学士学位。

尽管艾利克斯很少回家，但是我仍然避免待在家里。母亲白天工作，周六去见托马斯，大多数傍晚以后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朋友，开始想到我。虽然等待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得到了母亲的关注，但是我已经不需要了。我总是用冰冷和防御性的姿态面对母亲，但是看到她的悲伤、孤独和恐惧，我心里那个当父亲靠近她就要保护她的部分就会浮上来，那些“我要照顾她”的房间门会被打开，她总是能把这些部分拉出来。

如果我在家学习，她总是希望我陪她看电视或者买东西。她想我陪她看电影，但却不是那些我感兴趣的电影，像是《日瓦格医生》（Dr.Zhivago）一类。她希望能和利兹或者我的其他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回绝了她，内心有一种憎恨和苦涩的感觉。

整个大学期间以及工作的第一年间，我都与母亲住在一起。做地方参议员工作时，我决定正式参政，所以我必须去学法律。我被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录取，我告诉母亲要搬走的消息，这很艰难，我依然很爱她，某部分的我依然想要照顾她。母亲哭了，她觉得被抛弃并且很愤怒，然后变得冷漠起来。

告诉她这个消息之后，只要在她身边，我就会头晕目眩，无法思考，我总是想着她，憎恨她和防备她的部分正在与想要照顾她的部分冲突。我艰难地下定决心离开，虽然我无数次听见心里的声音在说：妈妈，对不起，我会留下来的。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