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上海（第2/3页）

在一块砖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

张爱玲太用力了，把上海的才情一下子都耗尽，她说，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张小姐是大时代里的小女人，她写小说和电影剧本，并用充满了隔膜感的文字定义了那个时代的情绪。很多年后，一位比她晚出生63年的四川自贡少年定居上海，也写小说和电影剧本，并成为这座城市最畅销的写作者。他说：“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他接着说，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沙”。

他的小说和电影叫作《小时代》。

从张爱玲到郭敬明，每一代的年轻人都用孤独、爱情和叛逆来描述自己的青春，然而，同样的汉字里面却潜伏着变异了的血色和基因。

就今日的上海而言，它已经不是一个属于移民的城市，它的性格过于内向、敏感和黏液质，好像一个沉迷世故的处女座中年男人。

在上海，听过的最不靠谱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位安徽小伙子在沪打工5年，家乡的相好来看他，问，这5年里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他领她去浦东国金中心，站在风很大的马路上，他让她抬头往上看——

“这是上海最高的楼，我们盖的，在最顶层的一块砖上，我刻了你的名字。”

讲故事的人发誓这是真的事，餐桌上的听客都笑了：“那个臭小子应该去北京打工，说不定就成了下一个王宝强。”上海出不了王宝强，即便油腔滑调如周立波，也得给观众看他的笔直的发蜡线。

李宗盛在上海居住了两年半，“想说一点那两年半的生活，却发现，即便在离开这个城市好几年后的今天，还是不容易的，一个影响自己那么深刻的城市，追索回忆时却那么费力、那么模糊、那么贫乏”。

贫乏的也许是李宗盛，也许是上海，也许是生活本身，他后来去了北京，成了一个专心而受尊重的制琴师，后来便写出了《山丘》：“越过山丘/却发现没人等候/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

上海最高的山丘是佘山，海拔100.8米，现在是超级富人区，一栋别墅动辄上亿，买得起的人其实没有时间住，所以很多别墅里住着寂寞的保姆和园丁。

它就是个“泵”，却不支持创新

1999年11月，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办国际会议，数万人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全球化大游行，开幕式被迫取消，也是在这个月，北京与华盛顿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英国人Rupert Hoogewerf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对我说：“过去的十多年，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最大拥趸者和获益者，特别是上海。”

Rupert Hoogewerf的中文名叫胡润，我们每次见面，他总是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人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人的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也是在1999年，定居上海的胡润推出了他的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此，乐此不疲。他的一双儿女出生在上海。

这座城市试图满足人的所有欲望，它就是一个“泵”，吸走了周遭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资源、金钱和有野心的商人，但是，它迄今不是中国最有创新能力的城市。

根据胡润在2012年的计算，上海有14万家庭的资产达到了1000万元，不过五成是因为炒股和不动产的增值，这座城市里大约有250位富豪的个人财富在20亿元左右，不过，上海却没有诞生最优秀的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