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杭州

这座城市的气质一直飘忽不定,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我写这篇关于杭州的文字是在2014年11月11日下午,今天,全国有超过400家媒体的记者涌进了城市的西部,在一座建成不久、化学气味尚未散尽的建筑物里,目睹一个商业传奇的诞生:阿里巴巴的淘宝将在这一天创造多少亿的交易额。而一位长相奇异的中年杭州男人对几位被选择出来的来访者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每次听起来都有点夸张的商业梦想。

因为有阿里巴巴的存在,如今的杭州被视为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网易把它的运营总部迁到了钱塘江右岸,华为的一个研发中心和中国移动的数字阅读基地都设在这里,中国四大物流公司有两家诞生在杭州,据说,这个城市里有12万软件开发者。今天的马云,对于杭州这座城市来说,好比100年前的绍兴女子秋瑾,她在被捕杀后葬于西湖之畔的孤山脚下,杭州因此成为反叛者最心仪的“身后之地”,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乃至苏曼殊等人的墓都环立于孤山。

这座城市的气质一直飘忽不定,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公元822年7月,诗人白居易授命南下到杭州出任刺史,其时,城市人口约4万户,计18万人左右,已号称“江南列郡,余杭为大”。

正是白居易在两年多的任期内,重构了杭州的城市格局,修堤筑坝,使西湖成为一个景观性湖泊,“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到赵宋南迁,此地居然被选为帝国都城,历百年而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在作商业史研究时,曾与当地史家研讨过一个问题,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杭州,他在游记中对杭州的记载到底有多少真实性。据意大利人的计算,临安城“方圆约有一百英里”,相当于方圆170公里,这一面积比现在的杭州城区面积还要大很多。马可·波罗说自己在临安期间,正好碰上大汗的钦差在这里听取该城的税收和居民数目的报告,根据炉灶的数量推算,临安城有160万户人家,约640万人,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夸张的数字。

在我看来,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杭州是可疑的,不过也因为他的写作,让这座太平洋西岸的城市进入了世界商业史的叙述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读初中二年级的我随父迁入杭州,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座多么特别的城市。

这里的商业无法与170公里外的上海相提并论,这里的湖光山色若放置于我从小长大的宁波、绍兴等江南水乡,也并无绝对的惊艳之处。在记忆中,当年城市的建筑物以灰色为主,市中心的四车道两旁植着成荫的梧桐树,道旁都是被水泥墙包围着的工厂和居民楼。中心城区的面积非常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在倒数几位,在毗邻陈旧的房屋中拥挤着80多万人。“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是1972年基辛格到访杭州时对这座城市的评价,当时,他在这里的一座盐商遗留下来的庄园里与周恩来总理起草了“中美联合公报”。

当我在1990年大学毕业,重新回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一些陌生的、与金钱有关的景象开始像幽灵一般出现,这些传说率先是从菜市场里传出来的,那些肤色粗糙、学历低下的男人从舟山、福建等地运来新鲜的海虾、带鱼和贝类,然后以几倍的价格出售,他们很快穿金戴银,成为这座城市里的暴发户,用邓小平的话说,是“先富起来的人”。

1990年年底,我奉命去城东采访一家名叫娃哈哈的校办企业,据说它在3年时间里成长为全国最大的儿童营养液生产企业,娃哈哈派车来接我,是一辆苏联产的拉达,接我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请拽住车门,它不太牢,车子开到一半可能会打开。”在一个处于狭窄街道的厂区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宗庆后,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杭州人的脸,方正、温和而缺乏特征,他的杭州话很纯正,讲起话来有点害羞,喜欢一个人的表示就是不断地给你递烟。我没有料到,20多年后,他会成为中国的“首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