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上海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

——周璇，《夜上海》

1990年的冰淇淋蛋筒

1990年暮春，大学临毕业，四个外地同学最后一次骑单车去外滩。我们从五角场骑到中山东一路，那里的东风饭店一楼刚刚开出全上海的第一家肯德基，里面花花绿绿的都是赶时髦的年轻人，我们用一天的伙食费买了平生的第一只冰淇淋蛋筒。然后，几个少年人就跑到马路对面，黄浦江沉静东流，岸堤的水泥防洪坝前全是一对一对谈恋爱的人，男的穿着蓝色工作服，女的大多梳辫子，这就是很出名的“情人墙”，我们在后面吹口哨，引来一梭子一梭子嫌弃的眼光。

我们在外滩吹口哨的那一刻，大概是上海100年来最落寞的时候。

国营工厂全面萧条，全城有80万濒临下岗的纺织女工，浙江、江苏一带的乡镇企业几乎挖走了一半的工程师，他们偷偷地卷走工厂里的图纸，到了星期天就跑出城去赚外快。市井风貌枯燥陈旧，“如果在上海街头拍40年代的电影，几乎不用搭影棚”。说这话的人是陈云，他是青浦人，1949年以后，就是在他的领导下重构了上海的国民经济，并将这种命令型的计划经济模式推广到了全中国。

然而，黄浦江的命运也是在1990年突然拐了一个弯。

这年2月，在上海过春节的邓小平提出“开发浦东，打上海这张‘王牌’”，他说：“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24月，市委书记朱镕基在一排简易平房前正式宣布浦东开发起跑。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锣成立，资本的幽灵重新回到上海。在1949年之前，这里可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全球第一大白银和第三大黄金交易市场。

这应该是全球最昂贵的夜景

上海人最窘的时候，连衬衫都买不起，他们发明了“衬衫领子”，就是只有前襟和后片的上半截衬衫，男人穿着好似一件没有罩杯的Bra，但就这样，他们还满世界的“阿拉，阿拉”。

香港人在上海赚了很多钱，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在城郊办了很多服装厂、电器组装厂，90年代中后期则成为商业地产的主力。在20年的时间里，大江南北的人都卷着舌头学港腔，但在上海滩，上海人坚持用“阿拉”抵抗，聚餐临别，握着香港人的手，一脸真诚地祝福：“祝你们早日做gangdu。”港人诚惶诚恐说“不敢不敢”，上海人一脸的坏笑，香港人分不清“憨大”与“港督”。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1991年，台湾歌者罗大佑为香港填写《东方之珠》，一时传唱华人世界。

上海人一直不服气。

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美国《财富》杂志机敏地将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上海举办，上海人在黄浦江拐弯、最黄金的地段建起了一个电视塔，起名为“东方明珠”。也是在这一年，421米的金茂大厦和258米的中银大厦分别在浦东建成，后者的高度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主楼高度相等，而洛克菲勒中心的建造时间是60年前的1939年。

大抵也是从这时候起，浦东的赛跑对象不再是维多利亚港，而是大西洋西岸的曼哈顿岛。2008年，492米的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彼时，541米的世贸双子塔已经倒塌为一个文明冲突的大坑。2014年年底，632米的上海大厦封顶，沪深证交所的交易量超过日本。

站在外滩的游轮上，上海人指着林立的摩天大厦和刺眼的霓虹灯对我说：“这应该是全球最绚丽、也是最昂贵的夜景了，每一扇看得见外滩的窗户起码价值一千万。”这样的言辞里漂浮着镀金的骄傲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