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的台北（第2/3页）

在今天的信义店，方文山的歌词集出现在诗歌专区里，李敖的书不太好找，殷海光或胡适文集在哪里得用电脑查。与前几年相比，大陆文学家的作品少了很多，除了谍战小说家麦家的作品堆成一个专区，其他作家的作品星散稀见，在时政和经济专区，几乎没有严肃的关于大陆当前局势的新书。

“台湾年轻人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屏东县议员贿选事件的关心，远大于对岸抓了几只大老虎。”

“千万别想太多了”

2010年，马云来台北，在餐会上遇见一批年纪很大的企业家，头发都很白了，每个人都大谈创新，怎么创新，边上有人告诉他，台湾有希望。马云回去后，对大陆的企业家说，那么大年纪的人还在谈创新，台湾没希望了。

台北工商界不高兴了好些年。

几天前的12月15日，新晋亚洲首富的马云再来台北参加论坛，白头发的老人上前对他说，你是对的。

每次开两岸经济论坛，总有一些数据让台北学者很无感，比如：1990年，高雄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达350万标箱，居世界第4位，那时，上海港的数据为45.6万标箱。到2014年，上海港跃居世界第一港，集装箱吞吐量为3500万标箱，高雄港1000万标箱，跌为世界第14位。

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台湾大学生无预警地突然冲破保安人员的防线，强行占领立法机构，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全文共24条及2项附件，台湾承诺对大陆开放64项，大陆承诺对台开放80项，记者问大学生，具体反对哪几条，大多答不出来。在“太阳花”学生运动中，反对的意义大于反对的内容，或者“占领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形式本身，就是诉求的全部。

最近，台北的圈子里还流传着一则笑话。

有一天，大陆方面有人给台湾地区领导人捎话，金门那边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褪色得太厉害，得找人重新刷一刷了。马先生很高兴，决定嘉许捎话的人。对方却说，千万别想太多了，主要是厦门那边的游客看不清楚，影响了生意，旅游公司有意见了。

如今，从大陆每天到台湾旅游的游客人数最高限额为7000人，这是2013年3月“大幅提高”后的结果，之前为每天5000人。

问台北的官员：“北京故宫一年的接待量是1000万人次，杭州每年的游客有9000万，台湾多开放一些陆客会出什么问题？”

“会出问题的。”回答的人是台湾行政主管部门的顾问，“我们可以把日月潭的停车场扩大10倍，将花莲的民宿数量增加20倍，可是，当这些设施都大规模增加后，哪一天，两岸关系一紧张，对方禁止全部游客，台湾经济就真的垮掉了呀。”

《管子·轻重戊》中有过这样的故事：大国齐国以铜向邻近小国莒国和莱国高价交换紫草，莒、莱两国广种紫草，而荒废粮食生产，次年，齐国突然停止进口，两国经济迅速崩溃。台湾人古文学得好，这点教训一直记得，“你千万别说我们想得太多了”。

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1982年，罗大佑写《鹿港小镇》：“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岁月掩不住爹娘纯朴的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迎空/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和有风雨声……”

生长于南部、写了很多闽南语歌的陈升，一直在“保卫”自己的“鹿港小镇”，他因此反《服贸》，他对记者说：“陆客真的不要再来了，我们真的要牺牲我们的生活品质吗？有人说不签《服贸》会被边缘化。我想问的是，难道我们还不够边缘化吗？”

被边缘化是一个事实，继而会发酵为集体情绪，最后固化为一种“自我边缘化”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