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踏春遇布雷（第2/2页）

千秋功名与田园理想胶着在一起，如一杯颜色虚幻、百味交集的烈酒，实在说不清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师爷是一种命运，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陈布雷的际遇总是让我想起这句古诗。你读一部二十四史，创业帝王大多被描写得出身低微不堪——多是亭长、屠夫、兵卒、走贩之辈，个性刚毅狡黠，为人薄恩残忍，而身边往往有一些忠勇俱全、智谋无双的谋士，你常常会生发错觉：为什么后者总是甘心于俯首为臣，匍匐阶下？庙堂之上的那个暴烈者到底凭什么斜眼俯瞰天下书生？这样的情节看得多了，某一天你会猛地恍然，原来写史的人便也是一群书生！他们或许也跟我们一样，在万籁俱寂之际内心不甘却又无法摆脱自身的懦弱，只好在史书中曲笔撒气一二。

我只见到过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那是1990年，在陈训慈的杭州寓所中，他坐在一个硕大的旧藤椅中跟我断断续续地讲述，抗战期间他拼死护送《四库全书》进川避难的往事。在他的身后挂着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四男一女五个青年，中间那个瘦脸长鼻的兄长就是陈布雷。在访问的间歇，陈训慈淡淡地说他那个著名的大哥：“如果他活到今年的话，应该是刚足100岁。”

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陈训慈也早过世多年。江南莺飞草长，我在墓前驻足，前贤、故人都如浮云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