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廖厂长

这一生中,你遇见怎样的人,然后有机会成为那样的人。

《只有廖厂长例外》一文在“吴晓波频道”发表后,深圳和湖南两地分别掀起找人热潮。

《三湘都市报》的年轻记者汤霞玲受命寻找廖厂长。她找到娄底一位企业家朋友,提供了四条线索:“一、姓廖,1989年时年近40岁;二、在娄底办过照明配件厂;三、后来去深圳做生意;四、资助过几位上海大学生。”

这四条信息中,居然有三条是我的记忆失误:1989年见面的时候,廖厂长其实只有27岁;我在他的小工厂看到的一地零配件不是照明配件,他也没有去深圳做过生意;1995年前后,我接到的那通深圳来电不是廖厂长打来的,而是当年见过的一位他的朋友。

凑巧的是,汤霞玲托到的那位企业家朋友卢新世是涟源商会的副秘书长(当时的涟源县隶属娄底地区),他便在微信群里发布了找人信息。

涟源商会副会长廖群洪回忆说,那天晚上正在吃饭,突然手机被刷屏。

卢新世问他,那个姓廖的人是你吗?

廖一边喝酒,一边用中指回复:年纪不对,也没有去过深圳,但的确资助过几位大学生。

幸运的是,廖群洪还记得那四个大学生,有一位姓吴,一位姓王,一位姓赵。汤霞玲居中来回核实,总算落实了事实。

9月22日晚,汤霞玲造访廖家,廖妻从箱底找出25年前的一张旧照片。

历时40多个小时,廖厂长被找到。

旧照片中,廖厂长留着一头披肩长发,直到三年前才剪去。

他的涟源朋友对我说,“我们就一直当他是个文化人。”这位朋友还无意中说了一个细节:廖厂长当时每月领的工资是200元,当听说他拿出7000元资助几个从未谋面的上海大学生,两位副厂长跟他大吵一场,一起辞职离开了他。廖一直不愿意说这个事情,因为“大家现在还是好朋友”。

我们的南疆考察是1989年3月8日从上海出发的,在娄底见到廖厂长是4月底,回到学校是8月初。廖厂长的生意在这一年的秋季陷入泥潭。他的工厂主业是制造组装水泥包装袋的设备。年初,水泥厂预订了200台,可是到了年底,因为宏观经济彻底崩溃,只卖出了5台,工厂因此欠下30万元的债务。廖厂长只好把厂房低价卖掉,刚够还掉债务和发工人遣散费,他变得一贫如洗。

廖厂长向丈人借了2000元,决定回涟源老家碰运气,就在汽车站,一位朋友拉住他的袖子向他借钱,他又掏出了200元。揣着剩下的1800元,他在涟源县城开了一家液化气站,这是极微利的生意,“那时只够抽2角钱一包的香零山”。

惨淡经营了一年多,廖厂长东行到了镇江丹阳,做鱼药生意,本来好好的,但一笔货款收不回来,又是一场颗粒无收。他转而南下去了广州,投靠广交集团,做铜进出口贸易。1992年经济开始复苏,他低进高出居然赚了300万元。在朋友们的怂恿下,廖厂长转去广西防城炒地皮,那时,防城、北海及海南海口是中国地产最热的几个地方,他从上海人手里接过一块地,还没有捂热,转年就碰到朱镕基铁腕整治房地产,泡沫一夜破灭,廖厂长第三次一贫如洗。

1993年年底,廖厂长回到长沙,见到大学同学、涟源老乡梁稳根——也就是后来当过中国首富的三一重工董事长,他们的关系挺不错,梁稳根结婚时的西装还是廖厂长出钱送的,廖对梁说,我想再创业,但没钱了,梁问,要多少,廖说,大概7万元,梁说,现在就去会计那里支吧。就这样,廖拿着这笔钱,开出了一家计算机网络公司,前后4年,业绩惨淡。

再后来,专业市场风潮吹到中部省份,廖厂长去雨花机电市场摆摊卖电机,涟源人被称为“湖南的温州人”,控制了长沙的很多专业市场,在老乡们的帮助下,也在命运的涤荡中,廖厂长一天一天变得“成熟”了起来,“翻译马克斯·韦伯的那些子念头早就不见喽”。2007年,城市急速扩容,廖厂长受聘到长沙郊区的一个城中村当市场经营公司的业务总经理,一干就是5年,他把红星·美凯龙引进到了那里,成为当地最大的家私中心。2012年,他盘下了一座小锰矿,原本想赚一笔能源景气的钱,谁料近几年金属价格下滑,营收不温不火,他的日子便渐渐地赋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