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踏春遇布雷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某些人格特性，他们从来缺乏独立在历史中书写自我的勇气，他们往往需要傍依在一个利益集团上，以一种从属的身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

江南5月，是踏春的好时节。前日，行走到杭州九溪十八涧，此地非旅游热点，是极僻静悠远的地方，清代学者俞樾——也就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曾赋诗赞曰：“重重叠叠山，曲曲弯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在这里，遇到一座小墓，在青山之一角，百般寂寥，碑上写着“陈布雷先生墓”几字。

突然想为这位先生写几个字。

陈布雷是民国最著名的师爷，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师爷。

他出生浙江慈溪耕读世家，那里地属宁绍，自古便是人文渊薮。明清期间，绍兴师爷行遍天下，便有“无绍不成衙，无宁不成市”的谚语。陈布雷6岁入私塾，熟诵《毛诗》、《礼记》、《春秋》、《左传》，是科举废除前的“末代秀才”，青年时为史量才的《申报》撰稿，后任《商报》编辑部主任，因文笔犀利，视野开阔，颇为一时之重，有人甚至将之与《大公报》的一代主笔张季鸾并论，许之为“北张南陈”。1927年，37岁的他被浙江湖州人陈果夫推荐给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鞍马追随，被后者视为“文胆”。1948年11月，陈在风雨飘摇中服毒自尽于南京，蒋送匾“当代完人”。

陈布雷性格温顺，内刚外柔，心绪缜密，下笔如铁。他追随蒋介石20余载，日日比蒋睡得晚，每日清晨，当蒋睁开眼睛，他就已经安静地站在了帐外。陈对蒋的尽忠，已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张道藩回忆说：“（陈）对于党国大计，虽所见不同，常陈述异见，但最后必毫无保留服从总裁之意旨，用尽心思，费尽周折，以求完成总裁之意愿。”这很像三国诸葛亮，虽明知道阿斗之不可扶，天下之不可得，却呕心佑之，六出祁山。

作为一个师爷，陈替主子的细密筹划已经到了生死度外的程度，他在自杀前写了10封遗书，分致亲人、上峰和朋类，其中在写给秘书金省吾的信中，连如何为自杀粉饰，不要给蒋公达成困扰的说辞都已经预留好了——“我意不如直说‘某某（指他自己）八月以后，患极度神经衰弱症，白日亦常服安眠药，卒因服药过量，不救而逝’，我生无补世艰，断不可因此举使反动派捏造谣言。”为了防止“反动派”捏造谣言，自己不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捏造谣言，这也许是师爷职业道德的最高境界。

在私德上，陈一生洁身自好，算得上是真正的道德君子，他日日追随“领袖”，却从未动过以权谋私的念头，平日从不应酬社交，也不入娱乐场所一步，日常饮食仅为蔬菜豆腐，据说有一个厨师擅自买了两斤甲鱼，被他认为“太浪费”而辞退了。他见人必称“先生”、“兄”，彬彬有礼，谦恭有加。如此书生本色且才高八斗，陈布雷因而为同僚及敌人敬重，当世文豪政客，无不以与之结识为荣。既殒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挽联“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悼之。

陈布雷如此忠心蒋介石，如果是甘之如饴倒也罢了。而事实却是，他的内心却还脱不了一层无奈的挣扎。尤其在晚年，内战惨烈，国民党一败涂地，参与所有机要谋划的陈布雷心力交瘁，最后只好以一死解脱，而他在此前数月的书信中却轻描淡写地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陈布雷的师爷人生，常常让人思量起中国文人的宿命与惰性。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某些人格特性，他们从来缺乏独立在历史中书写自我的勇气，他们往往需要傍依在一个利益集团上，以一种从属的身份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而在内心，他们又往往不甘这样的角色。对于主子，他们无法摆脱人格上的依附，而在价值观上则又与之有文化上的重大出入。对于自己，他们得意于实务上的操作和成就感，却又对这种极端的入世状态抱有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