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学（第2/3页）

共同体对于同质性的偏执追求必然会导致对异质性的决然排挤。共同体的一面是善良、容忍、友爱、确定性和幸福，另一面则是封闭、不宽容、压迫、排他和不自由。为了维护和促进传统的文化价值，不丹的宪法虽然在原则上确保信仰自由，但是改宪却是被明令禁止的。此外，不丹政府直到1999年才取消对电视和网络的禁令，国王虽然在演讲中承认引入电视是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步骤，也是国民幸福总值的一个重要组成，但仍旧不忘警告民众对于电视的误用将会腐蚀不丹的传统价值。为了维护族群和文化的整体性，不丹政府甚至剥夺了10万不丹人的公民资格，将他们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们的祖先来自于尼泊尔，是曾经的非法居住者。

由此不难看出，“不丹模式”的正面启示在于，幸福更多地依附于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之中，唯当人们能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一种“纽带”关系——不管它是宗教的、家庭的还是友爱的，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而所谓的“不丹特色”则在于：“不要发展共同体，而是在共同体中发展”。弗洛伊德曾经指出，“文明”就是交易：为一种必要的、心爱的价值，牺牲另一种值得珍视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不丹模式的不丹特色就是：为了幸福，宁可放弃自由。

自由是人类追求的众多美好的价值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相比之下，幸福不仅是人类追求的众多美好价值，而且还是人类追求的那唯一一个终极价值。如此看来，我们似乎的确可以接受不丹模式的隐含之义：为了幸福，可以牺牲自由。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幸福这个字眼总是和每个人的主观感受相关，而主观的幸福感受并不能完全反映人的福利状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指出，假如有一个人所处境况很差，他贫穷、受剥削、过度劳累并且还生着病，但却因为宗教、政治宣传或者文化之类的强大影响，让他一直对社会给予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这个时候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因为他“感到”幸福和快乐就断定他的生活水准很高。

在特定的处境下面，一个坐稳了奴隶的人同样会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感。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以赛亚•伯林才会特别强调指出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实现某种其他价值的手段。进一步地，伯林认为自由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拥有自由，不一定能够获得幸福，但是没有自由，就一定不能获得幸福。

一种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一个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

正义是幸福的保障

在所有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的讨论中，一个被有意无意忽略了的话题是正义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胡鞍钢在《构建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一文中这样写道：“构建GNH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类

发展指数）所反映的内容（人均GDP、预期寿命、教育成就），同时也应该把政府治理、环境适宜度、安全感、社会资本、收入分配等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纳入其中。”

另一位外国学者则主张用九个领域来评估幸福，这九个领域是：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以及教育。

没有人否认上述指标的重要性，但是在排除掉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权利这些价值之后，就只能以国家能力为保障，政府善念为驱动，才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开展幸福工程。

正义与幸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与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就“什么是正义”展开激辩，后者的论点我们耳熟能详：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让人深思的是，就在两人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当口，苏格拉底突然话锋一转，说：“我们现在再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提出来的那个‘正义的人是否比不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更快乐’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这个问题比“什么是正义”更重要，因为它事关正义与幸福的关系。没有人会否认自己想要幸福，可是如果正义的人最终不会得到幸福，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