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学

谁为幸福埋单？

1972年，当不丹前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这只喜马拉雅山南坡上的小蝴蝶扇动的翅膀会在40年后掀起一场全球风暴。

随着不丹模式的成功，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卷入到这场幸福政治学的洪流之中：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日本则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

世界银行高官西水美惠子这样盛赞不丹：“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就衡量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而言，用“国民幸福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其优势一目了然：

站在治理者的角度，从生产到幸福，一词之差，洗尽了现代国家与生俱来的铜臭味，转而披上一层善心仁政的薄纱。而对于在滚滚红尘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来说，谁不渴望得到幸福呢？就算这个字眼在多数时候显得遥不可及，但如果真的追问每个人为什么活着，最后的最后，不管答案是在寒冷的冬夜喝上一碗热汤，还是坐在圣托里尼的咖啡馆闲看日落，人们都会用“幸福”定义彼时彼刻的感受。

正因为幸福总是与每个人的独特感受有关，所以谈及幸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人都要幸福”，而在于幸福是什么，谁来定义幸福，以及谁来为幸福埋单？

洛克以降的现代西方主流政治观念里，上面这些活儿都不属于国家的责任。美国《独立宣言》称：“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段千锤百炼的政治宣言里，美国国父们只是向每一个公民承诺拥有追求各自幸福的“权利”，但绝不保障现成的幸福本身。事实上，它也宣告了一种典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观：国家和政府的职能不过是保障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公众福利，国家不该越俎代庖去定义幸福，更不会为每个个体的幸福去埋单。

如此看来，不丹模式的成功及其所引领的幸福政治学的潮流，不啻为对现代西方主流政治观念的一次颠覆，因为在旺楚克国王这里，是国家而不是个体来定义幸福是什么，是国家而不是个体来为幸福埋单！

有趣的是，不丹国王并不认为这是对现代性的一次反动，恰恰相反，他很自觉地在引领不丹人民实现“现代化”。那么，不丹模式所实现的现代化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另类现代性”？对于那些不愿重走西方道路的国家来说，不丹模式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不丹模式的不丹特色

什么是“国民幸福总值”？按照旺楚克国王的设想，主要包括四个基本要点：1.促进可持续性的发展；2.维护和促进文化价值；3.保护自然环境；4.建立善治。抽象地看，这四点的确具有跨文化的典范意义，但是任何理论只有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才能凸显它的效力与限度。

就以“维护和促进文化价值”为例，不丹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指标上成绩斐然，首先得益于它是一个方圆4.6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70万的超级小国，这样的规模放在2 500年前的古希腊，或许称得上“帝国”，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的优势之一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近似同质性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在不丹，76%的人信仰佛教，23%的人信仰印度教，此外，不丹共有4 500个村庄，平均每个村庄不足160人，这意味着无论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还是遭遇各种其他人生的不幸，不丹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信仰共同体或者生活共同体中寻找到支撑，共同体的宗教、习俗和公共生活深入到私人领域的方方面面直至最细微的毛细血管。毫不夸张地说，不丹人的一切都是各归其位、按部就班的，只要他们悉心遵循既定的宗教、习俗和法令，就一定会获得从摇篮到坟墓的绝对确定性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