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七个星期，我整整等了七个星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我便上了船，发动马达，从黑雾般的蚊虫中间穿过去。偶尔能碰上像树干一样漂浮在水上的鳄鱼。天空中泛着淡绿的光，像黄瓜里面那种颜色。然后太阳突然升了起来，亮极了。我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炎热，可那天早上，尽管我一路把船开得飞快，酷热还是把我给击垮了。才走了一半，我已眼冒金星，眼前一阵阵发黑。我只好停船稍事歇息。

到那儿的时候，从塔姆部落的人冲我打招呼的样子我就知道内尔和芬一定干得很成功。在湖心，女人们纷纷从她们的船里向我问候，声音洪亮得在马达声中我也听得清。有几个男人和孩子来到沙滩边，向我招手，是塔姆人特有的那种幅度很大却又软塌塌的招手。这和六星期前他们接待我们时的谨小慎微有着天壤之别。我刚把马达熄了，便有几个男人过来把船拖上岸。我尚未开口，两个有些驼背、鬈发上别着类似红莓的东西的年轻小伙便领着我走上一条小径。走了一段之后，我们经过一座灵屋，门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人面雕刻——那是个精瘦而愤怒的家伙，从鼻孔里往外钻出三根骨头来，他的宽嘴大张着，露出里面的利齿和用蛇头做的舌头。这可比基奥纳人启蒙水平的绘画技能高超多了，线条更精确，颜色——红、黑、绿，还有白——也更生动，还带有光泽，那些涂料就跟湿的一样。我们一路经过好几栋像是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房子，门口都有人跟我们的向导打招呼。两位向导也会大声回应。他们带我朝一个方向走了一会儿，然后，像是欺负我辨不清方向，又带着我沿原路返回，把刚才经过的那些房子又重新走了一遍。走到头，整片湖重新呈现在我眼前。我暗自嘀咕，莫非他们打算让我就这样走上一整天？这时我们拐了个弯，在一栋大房子前停了下来。房子是新盖的，房前有个类似门廊的结构，窗户和门上挂着蓝白两色的布帘子。看到眼前这座建在领地深处、四周被蒲苇包围着的英式茶馆，我不禁笑出声来。上楼的梯子底下还有几头猪在拱来拱去。

在楼下我就听到了楼上的脚步声，新地板被踩得吱吱作响。窗口的布帘因为屋里的动静在轻轻地拂动。

“喂，屋里的人，你好啊！”这是我从一部美国西部片里学来的。

我在等里面的人出来，却没人出来。于是我爬上楼，站在狭窄的走廊里，伸手在一根门柱上敲了敲。可敲门声被屋里的声音吞没了，那是一种近乎耳语而又持续不断的声音，好像飞机在天空盘旋时发出的嗡嗡声。屋里有至少三十个塔姆人，有的在地上，有的在椅子上奇怪地歇着，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每人面前都有一项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其中许多是小孩或青少年，也有成年人，还有几个哺乳的母亲和老妇。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显得井井有条，仿佛这是家银行或是新闻编辑室。但他们举止中的塔姆特征还是很明显的：重心在后，赤着的脚轻快地蹭着往前滑动。每隔几分钟，我就得像游泳换气一样，把头扭到一边，从外面吸上几口凉爽的、不含人体恶臭的空气。没有肥皂，没有洗浴，没有医生为其去除四肢和牙齿里已腐烂的部位——这些人身上的气味即使在户外举行仪式的时候闻着都很刺鼻，何况这屋里窗帘低垂，为了驱赶蚊虫，里面还生着火，这一切简直令人窒息。我一边猛吸身后的空气，一边继续朝里窥视。我慢慢意识到，里面那些东西都是属于他们俩的。我原以为，他们派了两百名搬运工到阿纳帕去才把东西都搬回来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了，现在看来是真的。

他们带来了几个书架，一个荷兰立柜，还有一张小沙发。架子一字排开摆满了书，摆不下的便堆在地上，有好几堆。茶几上放着油灯。大的那间蚊帐室里有两张写字台、成箱的稿纸和复写纸、摄影器材、布娃娃、积木、玩具火车和轨道、木头做的牲口棚（里面还有动物）、制模用的黏土、美术用品，还有几大箱东西尚未拆封。在小一点儿的那间蚊帐室里我看见了一个床垫，真正的床垫，虽然下面好像并没有弹簧架或者床框。它就那么软塌塌地摊在地板上，显得与四周格格不入。我很纳闷，这些塔姆人为什么没有乱摸乱碰他们的东西呢？比如说，胡乱按打字机上的键，撕扯书页。在基奥纳，我也曾经让那里的小孩进过我的屋子，那种事他们可没少干。看来，内尔和芬已经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套秩序，一种信任，而这是我从未奢望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