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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快打个出租车去医院吧,”女人说,“雷吉普先生,你身上带钱了吗?”

“我先拿给你。”凯末尔先生说。

“不,”倪尔君说,“我现在想回家。”起身时她呻吟了一声。

“等等,”女人说,“那我给你打针止痛针吧。”

见倪尔君没有作声,我便把她扶到了里面。我和凯末尔先生都没有说话。他朝窗外望着,望着从早到晚他都在欣赏的景象:对面小卖店的橱窗、可口可乐的宣传画、灯和夹着转烤肉的三明治。为了找个话茬,我对他说道:

“周一晚上我来买阿斯匹林,不过你已经睡了。那天早上你去钓鱼了。”

“它无处不在,”他说,“不管人们去哪儿,它都不会放过。”

“什么?”

“政治。”

“我不懂。”我说。

我们又朝外面看了会儿,看着外面大帮的人朝海滩走去。过了会儿,她们出来了。我转过身看到了倪尔君的脸,她只有一只眼睛能半睁着,两边的脸都紫了。凯末尔先生的老婆说我们必须得去医院,倪尔君不想去,可她坚持要我们去,后来她吩咐她的丈夫道:“叫辆出租车。”倪尔君却说,

“不,”她拿上了自己的包,“我们走走,我可以透透气,再说家又离得不远。”

他们还在劝她,我拿上了网兜和袋子,上前搀住了倪尔君。她像是生来就习惯了这样似的,轻轻地靠到我身上。我们打开门,挂在门上的铃铛响了,接着我们便走了出去。

“你是改革派吗?”凯末尔先生问道。

倪尔君点了点她那受了伤的脑袋。凯末尔先生像是一时没能控制住自己似的问道: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我在小店里买的报纸看出来的!”

“哈!”凯末尔先生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不过他更多的是觉得难为情。过了会儿,他更加难为情了,因为他的俏媳妇在一旁说道:

“呀!凯末尔,我没告诉过你吗……”

“你闭嘴!”凯末尔先生像是恼羞成怒了似的,突然对她喊道。

我和倪尔君出了门,外面阳光灿烂。

我们悄悄地穿过马路,走到了对面的街上,穿行在挂满了彩色游泳衣和毛巾的阳台和院子中间。还有人在吃早饭,不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后来有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从我们身旁经过,看了我们一眼,不过我觉得他之所以看我们不是因为倪尔君受了伤,而是因为我是个侏儒,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得出来。之后有个小女孩脚上套着脚蹼像只鸭子似的从我们面前走过,把倪尔君给逗笑了。

“我一笑这儿就疼,”说完,她笑得更厉害了,“你为什么不笑呢,雷吉普?”她问道,“你为什么那么严肃?你总是很严肃,和严肃的人们一样打着领带。你笑笑嘛。”

我强迫自己笑了笑。

“啊,你也有牙齿呀,”她说道。我觉得很尴尬,又笑了笑,不过接下来我们都沉默了,然后她就哭了,我没看她,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不想让我看见她哭。可她越哭越厉害,哭得都哆嗦起来了,我想还是安慰安慰她吧。

“别哭了,亲爱的,别哭了。”

“该死的,”她说,“太愚蠢了,莫名其妙的……我太蠢了,对一个孩子……”

“别哭了,别哭了。”

我们停了下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后来我想,人们都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哭,便松开手,朝街上望去。一个小孩站在对面的阳台上既好奇又恐惧地看着我们。他肯定以为是我把她给弄哭的。过了会儿,倪尔君停止了哭泣,她想戴上她的那副黑眼镜,眼镜可能在她的包里。我从包里找出眼镜递给她,她给戴上了。

“很配你。”我说。她笑了笑。

“我漂亮吗?”她问道。我正要回答她的时候,她又问道,“我母亲漂亮吗,我母亲怎么样,雷吉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