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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因为我对他那件皮夹克有较深的印象，几天之后我见到马恩时，不由得问了问他那天早晨走出宾馆的时候是否带了枪。我想他把那支微冲装在皮夹克里贴身带着也不是没有可能。他的回答是当然带着。“你想看吗，现在我就可以拿出来让你瞧瞧。”他的说法吓了我一跳，因为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个要了好几条人命的家伙。看守们在我旁边站着，他们也突然紧张了起来，扔掉手中的烟卷和报纸，朝他扑了过去。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了一只茶杯掉地摔碎的声音。那声音很响，虽然它和枪声毫无相似之处，但还是让我心里一阵发紧。“我只不过开个玩笑，你们总不能不让我开玩笑吧？”马恩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小块肥皂。

九号这一天的早上，他出动时确实没有带枪。从陈栓保那里弄来的微冲还放在宾馆的壁柜里。他这次出去是搞枪的，昨天的那支兔枪的枪管有点变形了，用起来恐怕有点不顺手。要想在短时间内把钱弄到，没有两杆好枪是行不通的。有几杆枪放着，即便用不上，心里也踏实。搞枪的任务已经交给范二庆了，但他对二庆办事历来不放心，他决定亲自到二庆住的地方瞧一瞧。

二庆住在摩托城附近的东交民巷，那间民房是马恩租来的。当马恩坐出租车来到这里的时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他看到了二庆留的一张条子：“我去看录像了。”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学生写的，虽然一笔一画都非常认真，但还是把“我”字写错了，右上角少了那一点。我后来看到了这张条子，马恩说的没错，二庆写得确实很认真，那个“我”字的笔画散得很开，像是用火柴棒搭起来的。房间里凌乱不堪，摩托车零件堆得到处都是，床板上放着一只轮胎，二庆大概是用它当枕头的。还有一条内胎也放在床上，上面画着一个裸体女人。二庆写不好字，但女人却画得很好，也就是说他画得很逼真。

马恩没有在那里多等。出来之前，马恩在条子上又写了一行字：“回来后，速与我联系。”他从那里出来的时间是上午八点半。来到大街上，他又看到了他以前修摩托的那间门面房。房前的水泥地上还是油迹斑斑的，连门前那棵榆树的树干上也满是油污。现在它是一对温州人开的发廊，门口台阶的两侧放着两盆假花。他想进去理理发，他可以一边理发一边等二庆，因为透过发廊的玻璃门，他可以看到东交民巷的纵深处。在理发的时候，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方面等二庆等得很着急，盼望着带枪的二庆快点出现；另一方面，他又想二庆最好永远不要露头，这样他就不得不取消下午的计划。当那个温州女人揭掉热毛巾给他剃胡子的时候，那闪亮的刀锋又激活了他的记忆。他突然想起了陈栓保。他仿佛又听到了陈栓保从树杈上掉下来的“扑通”声。那一下把他的脸都摔歪了。当他们把他拖到一边时，他还没有死透。出于友情，他不想让他就这样歪着脸死掉，试图把那张脸的眉眼、嘴巴弄回原位，但怎么也不能奏效。他现在想着那张摔歪的脸，恍惚觉得他是在挤眉弄眼。“事已至此，拉弓没有回头箭，那就接着干下去吧。”在死牢里，他这么对我说。这天在理发店，他的想法和感觉都有点杂乱无章。从理发店出来，风一吹，脑袋有点凉飕飕的，可这并无助于他冷静地思考问题。

后来他就来到了济州宾馆的门前。他没有立即上去，而是在宾馆大院里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又听到了隔壁学校的喇叭声，他知道学生们又要做课间操了。他从宾馆大院出来，在路边走着。“再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脚把我带到了学校的门口。”他说。

马恩最后的供词与程普先生的说法是一致的：这天上午，他确实在程普先生的办公室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在和程普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也确实提到了抢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