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3/8页）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 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不赞成者，随败军去了台湾，或流往香港。据说多数留下来的人，还是喜悦、欢迎，乃至于充满希望。然而接下来，先先后后，都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复杂过程。丢弃原先的谋生方式、惯用的语言，缓慢或迅速地学习做一个新人，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一两年后，从台湾过来的特工，一张嘴说话，就要露馅，因为不知不觉地，他依然使用变新人之前的惯用汉语。在一个重造身份、改变词语的新社会，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国也常使用“人民”一词。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从此站起来”；它是美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不少“移民文学”，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通常是女性。她们书写和分享一个脱胎换骨、转变角色的挣扎过程。这些文字毫无例外指向某个相似的最后造型。也就是说，从此拥有崭新的自我。从一条河，跨入另一条河。

我已归化入籍，成为美国人。今年就是我到达美国的第30个年头。可是对我来说，这国家变得非常陌生。究竟为何如此，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我在美国盘桓的岁月，占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地点或时刻与这片空旷的北美大陆有所关联，这让我特别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着爷爷的担架，和那一列几乎挤不上去的绿皮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