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2/8页）

我不以为多数人能够意识到如空气般笼罩着楼房和街道的隐形社会制度，如同面对心有所属的女人，即便拥有丰富的经验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听懂在她漫不经心的低语背后，毫无迹象地掩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又恐惧着什么。

爷爷顺江东下之时，中国政局混乱，而爷爷贫困潦倒、生计无着。照今日说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场暧昧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且来自农村，囊中羞涩。那时爷爷26岁，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无须省略，亦无所谓恐惧。他要翻译的书，是一种新哲学的全版《圣经》。

我高中还未毕业，便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年时的中国大学，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蓝衣人、军衣人，布袋裤、黑棉鞋。虽说是本科生，岁数都比我大许多，见到党团要员，都一应似笑非笑，做出竭诚恭顺的样子。我那时的公众形象，相比小学时代，大约稍有改善。但我确实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强悍，以及类似于“Что-тоне так”的不祥预感。后来我去美国，便慢慢忘却那些人的原本模样、真实模样。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 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

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