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一

1990年年初我迁到旧金山，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薪水很低，但工作还算有趣。

那年的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抗拒民主的政变；民众涌上街头，军队哗变。叶利钦大叔当时尚未酗酒，他跃上坦克车发表演说，身手矫健，语调自信，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年夏天，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大家生计无着，天天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湮没在相同的议题里面，时间一长，产生强烈的憋闷感。既然祖先和种族如此不堪，那我凭什么上街勾搭白妞？大约从那时开始，我的“磕婆子”业绩急转直下。

“磕婆子”这词的来源，应该是东北话“唠嗑”。意思是，男人在公众场所，厚着脸皮与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套近乎。我买过一张未上色的世界地图，凡是去游历、居住过的区域和城市，根据亲身体验的“磕婆子”氛围、阴晴冷暖，逐一用蜡笔涂上不同颜色。那张对比鲜明的“磕婆子地图”让我扼腕叹息：爱的能量、浪漫和湿润的暖风，在一个城市或国家里，究竟有没有可能陷入长久的封冻或干涸？

同年圣诞，苏联正式解体，叶利钦成为新政府首脑。过后不久，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宣布历史终结。当时我不认识一个俄语字母，却感到深重的挫伤和悲哀。这种奇怪的感情变化，让我彷徨、忧虑，但却无法与朋友分享。有一回我去看法语老师玛丽，在她书架上见到一本绝版旧书，借回来看，竟然入迷。书名是《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斯大林主义》，作者是从未听说的罗曼·雷德里奇。

玛丽与我同龄，原来在法国巴黎教中学。她来美国旅行，认识了街头画家保罗，竟然冒冒失失就嫁了过来。她长了两片法国式薄嘴唇，模仿能力极强，开的玩笑超级恶毒。

我请玛丽教我法语，因为谈得拢，成为好朋友。我有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就向玛丽诉说：为什么？一夜之间，曾经充满温情、奇迹的旧金山似乎弥漫着毒雾，腐蚀了昨天还两眼放光的旧金山女孩子们。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愤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我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还怎么能够丰润妩媚、神采奕奕。

当我沉浸于焦虑、孤独时，玛丽以非凡的表演天才，给我带来短暂然而巨大的快慰。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人，然后她悄悄地模仿各种角色，尤其是那些一本正经、板着脸投身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

后来我在其他国家，不断遇到从旧金山逃出来的中年男士。听了许多相似故事，我不再担心自己心理错乱，是患了偏执狂的落伍者、反动派。旧金山的白种女孩变得难以接近，并非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所经历的荒唐情景是真实的，尽管形状模糊、难以描述。

我们都是从那片感情大荒漠里逃亡出来的难民。1967年夏天，数十万青少年从全美各地来到旧金山。他们在金门公园里亲吻、唱歌、做爱、吸毒，彻夜狂欢。那个场面，在美国历史上称为“夏天之爱”。后来又有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它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

二

绝大多数情况下，宏大政治违背女人的天性。任何一种颜色的观念偏执，与“磕婆子”取胜的大原则完全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