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   （第4/5页）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四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2009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不是领导者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都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过“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势。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的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

我猜想，这是一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见过的新东西：一个富裕浮躁、百无聊赖的商业社会，一大群心理人格发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时尚和媒体的娇惯笼罩下，自我实行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状态的出现，依靠几个基本条件：空间切割，视觉暗示，符号暗示，语言真空，历史真空，人际间所有真实的情感交流亦达到一个真空的临界点。

与老牌极权社会相比，90年代旧金山的酷孩子王国，也有基本相似之处。“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希望的灯塔，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之间的男女交往，也遵循与柴米油盐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规则、另一套语言、另一套表情。但究竟是何种规则或语言，其实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变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极权憎恶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骄横、成群结队又相互隔绝的变态群众。人格与自信被消灭的人，是没有能力谈爱与性的。他们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

五

1992年夏天，我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破产倒闭，我成了失业者。当时我未感到多么恐慌。父母建议我去香港谋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消极地接受、等待。

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我写信向朋友们道别。抽屉里，留存着厚厚一沓朋友们用手书写的回信。到今天，那些纸页都已发黄变脆。

除了看书、游荡，我还努力练习太极拳。七八月的旧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飘着冷雾。我的心境一天天变得清澈、宁静。一个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