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了的纽约客   

一

罗莉是我在纽约时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联系也快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机场昏暗的候机室里，忽然听见潮水一般温润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吉尔贝托唱的《伊帕内玛姑娘》。1989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无数间小咖啡厅里，总能听见这首歌。我顿时想起了罗莉，还有我们在下城一道消磨的无数个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认自己为纽约人。偶尔路过，办完该办的事，即匆匆离开。此刻人群涌动，登机时间到了。但我沉浸在悠扬清亮的往昔歌声中，鼻子尖一阵阵发酸。

罗莉可以算一个纽约人了。我们认识时，她有哥哥、父亲，还有一大群中学时代的女伴。河岸高中是那些姑娘们共同的母校。因为罗莉，我知道了斯丹顿岛上的犹太人墓地、华盛顿高坡后面的城堡博物馆，还有中央公园里好几个秘密地点。那时的东村，尚有成排的破楼、荒弃楼、挤满退休波兰老太太的廉价公寓楼。整个区域尚未经历大面积拆迁或时尚化改建。简陋的一居室小公寓起价租金是500美元一个月，不是现在的2400美元。

从第八大道往西，穿过坐满酒鬼疯子和不上进大学生的汤普金公园，绕开纽约大学校园，从第六大道和西村交叉口上往南、往北或往西，有三家早已拆掉的老电影院。那里专门放映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片、日本片，或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另类美国片。5美元可连看两场。我和罗莉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名叫《波琳在海滩上》，导演是70年代的一个法国人。看完电影，我们和她的朋友简妮和爱伦一起去唐人街吃馄饨面。姑娘们祝我好运，因为两三天后我将因工作迁往旧金山。那是1991年12月。

当然，那还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来加州看过我，我也回纽约看她。我多次问自己，一段如此美好的情谊何以突然结束，但是没找到清晰或诚实的答案。

1999年春天，我最后一次接到罗莉的电话，她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知道她的父亲过世，留下一笔数目应该不小的遗产。有一位在我印象中极为呆木腼腆的犹太小伙儿，将成为她的丈夫。新婚的夫妇将一起搬去西北海岸城市波特兰。简妮嫁给了西班牙人，早已搬去欧洲。爱伦吸食海洛因过量，于两年前死在一所医院。

我们谈了一些抽象话题，比如我的文化身份、生活去向，她新发现的藏传佛教信仰等等，但话不投机。

挂上电话以前，罗莉忽然激动起来，她说：“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国的家！当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没参加罗莉的婚礼，却把她的姓名、电话从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后来我想，罗莉说得也没错。她是我和纽约，甚至我和美国之间一条最基本的感情纽带。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里，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对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将纽约视为第二故乡。

二

与罗莉做朋友那几年里，我从未绞尽脑汁去琢磨文化归属不归属的问题。我们爱看的电影包括法斯宾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这种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鲁克林的地铁车厢上各种肤色的人群一样自然而且真实。罗莉的父亲是一位和蔼的犹太医生。70年代末期，因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亲曾带着一家人来中国短暂行医。那段经历确立了罗莉对中国人的长期怀恋甚至憧憬。

那时年轻无知的我，丝毫不了解犹太人复杂曲折的集体历史，以及他们与一般美国白人在心态和认同感方面的深刻差异。前民权运动领袖、1984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杰克逊曾脱口说出“纽约是一个犹太城”，此言引发全美犹太社团的厉声抗议。究竟这番轩然大波何所由来，我完全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