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活在陷阱中跳舞（第4/9页）

拉斯洛说，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国，回来后写了一部散文体游记《乌兰巴托的囚徒》。“我从中国回来，一进门就向家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讲得很流利，绘声绘色，家人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发神经，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病”。从那之后，不管他走到哪儿，都不忘搜集与中国有关的各种书籍，关心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新闻。在外吃中餐，在家听京剧，不管跟谁闲聊，开口闭口都离不开中国。他尤其迷恋古代中国，崇拜诗仙李白，他自称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国味道”。他说：“只要在街上遇到一个亚洲人，尽管分不清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诉他们，你好，我去过你们的国家。”

他给了我一张带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说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国之前特意请一位汉学家朋友帮他起的，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虽然我觉得这名字不妥，但还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他名片时的微微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虽然拉斯洛去过一趟中国，但在亚诺什家，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能够作为“朋友的朋友”近距离接触的中国人。拉斯洛是个情感丰富、善于表达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别人欣赏，也知道如何欣赏别人，尽管他极富阴柔与自恋，可一旦对谁产生兴趣，便会表现出无尽的耐心和溢于言表的情感，会用童话般的语调讲一段长长的小事，会用诗一样的词语赞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恋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画家，不失毫厘地观察日出日落的色彩，体验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然后将思维转换成文字，画到纸页上。

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说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国诗人，他读过许多李白的诗，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热[1]、沃洛什·山多尔[2]、法鲁迪·久尔吉[3]、伊雷什·贝拉[4]、萨布·吕林茨[5]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诗人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翻译过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惊异的是，在唐代的中国，怎么会出现一位在欧洲人眼里的“现代派诗人”？谈到兴奋之处，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诗给他，我便用毛笔写了一幅《赠汪伦》，我不仅用中文吟给他听，还将大意翻译给他，他从书架上找到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诗选》，还真找到了这首的译文。读罢，他点头微笑：“妙极了，这比兰波的情诗更动人。”我不知道兰波是否真给魏尔伦写过情诗，不过他的这个比喻让我会心地笑了，觉得这个人很浪漫，很敏感，很个性，很随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几不设防，也没约束。更何况，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暧昧的文体。

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机，索性邀我随他一起回家小住几日，连夜开车带我离开了塞格德。当时，他住在北方一个叫乔班考的小村庄里，我在那里住了有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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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栋盖在果园里的石头房子，感觉更像座图书馆。书架直抵天花板，其中两层是他从世界各地收藏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画册。出于好奇，我问他是怎么开始写作的。他给我讲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的边城——久洛市（Gyula），父亲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久尔吉是一名律师，血缘里混合了法兰西和犹太人的历史记忆；母亲帕林卡什·尤利娅是血统纯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业务。少年时代，他曾是小有名气的钢琴手，是一支爵士乐队里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许因为音乐，他身心充满了浪漫气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读完职业高中的拉丁语专业，而后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学习了两年法律专业，准备子承父业。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1977年就在文学杂志《运动的世界》上发表过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练笔，很少有人读过它。同年，由于忍受不了法学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转到罗兰大学文学院攻读大众教育专业。读书期间勤工俭学，当过思想出版社的资料员、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