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第4/18页）

在街对面那家酒吧里，八月的夜间，我父亲只穿着白色衬衫，灌饱了啤酒醉醺醺的，斜眼看着克劳德，说：“那好吧，我就给富人的儿子买一杯饮料。”克劳德的脸上掠过一阵阴影。后来，他对我说，他根本不喜欢那种说法。“如果这不是典型的杜洛兹家族的人的样子，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了。他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说那种话？你们这些喜欢吹牛的不切实际的乡巴佬！”

“我不喜欢那个克劳德，”那天夜里老爸私下对我说，“他看上去像个捣蛋的小流氓。他会让你惹上麻烦的。你那个小约翰妮也是一样，还有我一直听说的那个哈伯德。你总那样与这帮卑劣的家伙们混在一起干什么？难道你找不到更好的年轻朋友啦？”想象一下吧，就在我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关键阶段，在我和克劳德对桥下昏暗的河水高声朗诵：“Plonger au fond du gouffre，ciel ou enfer，qu’importe？（纵身跃入深渊的谷底，天堂还是地狱，这有什么关系？） [10] ”还有许多兰波和尼采的格言的时候，老爸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保证能马上出海远航，我们将成为象征主义学派的伊西多尔·迪卡斯 [11] 、阿波里耐 [12] 、波德莱尔以及“洛特雷亚蒙 [13] ”之和，就在巴黎这个城市里。

许多年后，我遇见一名步兵，就在这一时期，他在第二战场，他说：“当我听说你和那个叫德莫布里斯的家伙打算在法国未经允许就离船，步行去巴黎当诗人，在后方，假扮成农民，我想找到你们，与你们见个面。”但是他忘了我们的确打算这样做，而且几乎做成了，这件事也是在“圣洛突破 [14] ”之前做的。

六

一天下午，上船的通知果真来了。我为克劳德写了一篇文章（他比我聪明但比我懒惰），他把它交了上去，希望哥伦比亚的教授们可以姑息他的行为，我们出发去海员工会大厦，及时回应通知。上船通知上写着“前往第二战场的自由轮 [15] ”。我们急匆匆乘地铁到了霍博肯 [16] ，步行穿越该城，到达北河 [17] 渡口。但是，当我们到达码头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轮船已经迁至乔拉利蒙街尽头布鲁克林的一个码头（真麻烦！）。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人群里拥挤着原路返回，乘渡船越过北河，此时渡口已经烟雾弥漫，因为新泽西那边的滨水区起火了（烟雾特别浓，我感觉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随后到达布鲁克林，再到轮船停泊地。船就在那里。

我们拿着通行证，所有证件都核查通过，背着行装，走过长长的码头，嘴里唱着《嗨，咦，嗬，戴维·琼斯》和《清晨你如何对付醉酒的海员？》以及其他许多海员歌曲。这时，从我们船上下来一帮家伙，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进，他们说：“伙计，你们是上‘罗伯特·海斯’号的吗？好的，请别签约。我是水手长，也是船上的工会代表。大副有点问题，他是个法西斯分子，我们去看看能否把他给换了。上船吧，占好你们的水手舱，放好你们的行装，但别 签约。”

我早就应该预见到这种情况，因为当我们走上步桥时，海港官员在狭窄的过道里迎接我们，他们说：“行啦，放好行李，孩子们，到船长办公室去签署这次航行的契约。”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和克劳德真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签了约，工会会不会把我们从船上扔进海里。我们在水手舱里徘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放好了衣服，到了楼下的商店里，找到一大罐冰牛奶（五加仑乳品罐），喝掉了罐里大部分牛奶，一边喝一边啃冷的烤牛肉。我们在船上转了一圈，试图熟悉复杂的绳索、绞车和起货机。“我们会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