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第2/8页）

尼娜说：

“真是巧了，我今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过，你可以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到时我们再看情况。同时，费玛，你数数看你脚上一共穿了几只袜子。”

费玛并没有生气，而是在那里讲开了，他对她叙述他的新作要点，就是那篇关于道德的代价及背离道德的代价的文章，对她讲述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代价”一词的不同理解。尼娜打断了他的话：这会儿我们恰巧在开会，屋子里全是人，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吧。他打算问会议是不是在讨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的问题，但他想了想，还是作罢，说了声再见。他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电话，跟他讲昨天晚上他针对他的文章所写的那篇文章。他暗暗希望打一场漂亮的电话胜仗：只消四五步就把他将死。可是茨维正要去上课，他已经迟到了。费玛，我们何不改日再谈呢?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报上读到你的新福音时再说吧。

他猛然想起要给父亲打个电话，给他读一读有关印度的材料，迫使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他落下了一只袖口链扣。除非萤火虫确实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他决定最好还是放弃给巴鲁赫打电话的主意，免得他纠缠。

没有其他可以通电话的人了，费玛于是又在厨房里待了几分钟，一边拈起早餐时丢下的面包屑，以保持厨房清新的面貌，一边欣赏着熠熠生辉的新水壶。只要有一点意志力，他想，只要有一点精力，只要有一点苦干精神：掀开新篇章并非那么困难。得出这个结论后，他给约珥打电话。他希望接电话的不是特德。他把自己交给即兴灵感，灵感会把语言放到他的嘴巴里，告诉他该对她说些什么。

“这必定是心灵感应，”约珥喊了起来，“我正打算叫特迪给你打电话呢。你只比我们超前还不到半分钟。是这样，特迪和我要到飞机工业部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不知道具体要到什么时间。我们家的邻居会把迪米从学校接回来，并在剩下的时间里照看他。你能不能帮帮忙，下班后把他从她那里接回来?然后安排他上床睡觉，照看他，直到我们回家，好吗?你要留意他到时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口袋里我们家的钥匙没有丢。要是没你我们可就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特迪这会儿正在楼下喊我呢，他说他们已经过来接我们了。你真好。我走了。万分感激，我们夜里见。如果他睡不着，你可以给他服半片安定。冰箱里什么东西你喜欢就尽管吃。”

费玛喜爱“我们夜里见”这句话，好像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的许诺。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竟如此得意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开始整理床脚旁边的那一摞报纸和积满灰尘的杂志。他的目光落在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4]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上，于是便读起来，一边思考着犹太起义[5]的失败。他认为，作者用我们当今时代来做类比可谓新颖独到，如果说在某些方面还过于简单化的话。

上班途中，他看到车上有一个妇女，是从某个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正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哭泣，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就是她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在那里安慰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他那样做不是带有什么目的的。”就在这当儿，“目的”这个词，好的目的，坏的目的，不带有什么目的，似乎突然间就包含了生存的一个秘密：爱情，死亡，孤独，欲望，嫉妒，光的奇迹，森林，山脉，平原，水——这些事物里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呢?你和蜥蜴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葡萄叶和你手掌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你的生命正在烧毁的水壶、死去的蟑螂和犹太起义的教训中一天天地滴漏，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滴漏”这个词，他多年前在帕斯卡的《思想录》中偶然读到过，给费玛的印象是极其妥帖，就好像帕斯卡是作了一番精心选择，在定夺之前深入研究了他费玛的生活，如同他自己也研究那个连生身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约泽尔的生活一样。坐在零星服饰用品商店前面一个柳条凳上正在打盹儿的那个干瘪的塞法尔迪[6]，他对帕斯卡的赌可能有什么想法呢?根据作者的观点，在这种赌中，赌者不可能输。只有赢家的赌能名副其实地称为赌吗?顺便问一句，这位大人是否愿意解释一下广岛或者奥斯威辛呢?要么解释一下那个阿拉伯小孩的死亡?要么解释一下以撒燔祭[7]和以实玛利燔祭[8]?要么解释一下托洛茨基的命运?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大人缄默不语了。这位大人不说话。这位大人在打盹儿。这位大人在微笑。这位大人在窃喜。阿门。这样想着的时候，费玛坐过了站，他不得不在下一站下车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司机表示感谢，同司机告别。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