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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照片我还没有整理到。我最近整理的照片是一九五四年拍的。也许从那年起他没有保存任何照片。

“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他雇用您当秘书？”

她仍然用清澈的眼睛盯着我看。

“完全不是。”我对她说。“他不再需要秘书。他做他这个行当的时间越来越少。”

前一天晚上，他请我到摄影室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他带着他的禄来福来相机。吃完饭，他把相机放在餐桌上，对我说已经结束，他不想再使用相机。他把相机作为礼物送给我。我对他说，这确实十分遗憾。

“要及时收手。”

他喝的酒比平时要多。吃饭时，他喝完一瓶威士忌，但几乎无法看出：只是目光有点模煳，语速比平时缓慢。

“如果我继续干下去，您就要做更多的编目工作。您不认为这样就够了？”

我送他回到拉斯帕伊大道的一家旅馆，他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他不想回摄影室。据他说，这“小妞”会在门口等他。确实，跟“他这种人”在一起，她是在浪费时间。

她坐在我面前，坐在长沙发上。已是晚上七点，天色渐暗。

“您认为他今天会来？”她问我。

我可以肯定不会来。他会独自在这街区吃晚饭，然后回到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房间。除非他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在那家餐馆见面。如果我对他承认，这个妮科尔在这儿，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立刻认为，她已拿起电话听筒。于是，他就会装出是从布鲁塞尔或日内瓦打来电话，他甚至会同意跟她说话。他会对她说，他在那里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

但电话铃没响。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

“我还能等到他回来？”

“只要您想等到……”

房间里已是一片昏暗，我站起来去开灯。她看到我要按开关，就对我说：

“不……别开灯……”

我回来又坐在长沙发上。我感到她已忘记我在这儿。然后，她朝我抬起了头：

“我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他十分嫉妒，如果看到这里有灯光，可能会来按门铃……”

我仍然默不作声。我不敢向她提出可以由我去开门，并向这位可能的来客解释说摄影室里没别人。

她仿佛猜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

“他会把您推开，并进来核实我是否真的不在这儿……甚至会把您的脸打伤……”

“他是您丈夫？”

“是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冉森请她到这个街区的一家餐馆吃饭。她丈夫偶然看到他们。他直接朝他们的餐桌走来，用手背打她耳光。两记耳光，把她的唇角打出了血。但在冉森出手干预之前，他已走开。他在人行道上等候他们。他在他们后面跟梢，离他们很远，沿着把蒙帕纳斯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走，街道两边是漫长的树木和围墙。她跟冉森一起走进摄影室，她丈夫站在门外，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心里在想，自从那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冉森要跟她见面，就会感到犹豫不决。他是如此的冷静和洒脱，我在想，他那天晚上心里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安。

她对我解释说，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他是哑剧演员，在当时所说的“左岸”酒吧演出。我后来看到过他两三次，他下午在弗鲁瓦德沃街熘达，想看看妮科尔有没有从摄影室出来。他神色傲慢地看着我。他头发棕色，身材高大，风度浪漫。有一天，我朝他走去：“您在找一个人？”——“我找妮科尔。”

这声音像在演戏，稍带鼻音。在他的风度和目光中，他装得跟演员杰拉·菲利普[1]有几分相像。他身穿黑色礼服，戴着没打结的长围巾。我对他说：“哪个妮科尔？妮科尔数不胜数……”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走去，步履做作，仿佛刚下舞台，长围巾随风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