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8页）

“去美国？”我问道。

“去美国。”他肯定道。

一得知将军撤离计划，我立刻向敏报告了。上礼拜三在教堂，敏的上级通过他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敏的上级是谁，我不知道。这样更安全。从中学开始，我们几个有共同追求的人成立了秘密学习小组，邦则继续走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成立学习小组是敏的主意，小组成员有三个人：敏、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敏是组长，引导我们学习革命经典，讲授党的思想要义。我知道，敏当时还是另一个秘密小组的普通成员。至于那个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一无所知。敏说过，隐秘性和层级性对革命至关重要。因此，敏的上面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它的上面又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如此往上，我估计，最顶层就是胡志明伯伯了。只要胡伯伯活着，他应该是最坚定的革命者。胡伯伯坚信，“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为了这句话，我们甘愿付出生命。敏很容易理解接受这种信念，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学习小组、机构和团体的话语。他的革命基因承自他的一位大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征召大伯入伍，派他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专事挖坟。“最让殖民地百姓兴奋的是看光溜溜的白种男人的尸体。”大伯说过。敏这么告诉我。大伯掏过他们黏黏的粉红色内脏，悠然自得地观察过他们干瘪怪样的阳具，曾因他们腐臭的炒鸡蛋似的脑浆吐到翻江倒海。经他手埋的白种男人数以千计，这些敢死的白种男人个个年纪轻轻，死后得到的无非是蜘蛛似的政客们蛛丝般的哀辞挽语，将他们裹了起来。渐渐地，大伯明白了，原来，法国政府将精华留在国内，遣庸人杂碎去往印度支那。在殖民地任职的要么是校园里欺小凌弱的坏蛋，要么是国际象棋俱乐部里不入流的棋手，要么是血统不纯的会计，要么是舞会上不受待见的可怜虫。大伯到了法国后，能看到这类人个个不受待见，潦倒落魄。“这些在法国毫无地位可言的白种人，”大伯愤愤然道，“竟有脸要我们把他们当半个神看。”后来，大伯爱上了一个法国女护士，更加激进地反对起殖民主义。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声言只有法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她鼓动下，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了这个法国女护士，他吞下了像红茶一样难喝的漂流异乡的苦水(5)。他们俩有一个女儿。敏塞给我一张纸条，低声告诉我，这个女儿也就是他的姑妈，生活在法国。纸条上有她名字与她在巴黎第十三区的住址。敏的姑妈，我们的同胞，从未参加共产党，因此不可能被监视。“我想你不能直接寄信到越南。信由她转。她是个裁缝，养了三只暹罗猫，没有子女，个人各项记录清白。你就将信寄给她。”

我摩挲着纸条。先前设想的情景如电影画面浮现在眼前：我拒绝登上克劳德安排的飞机；将军苦求我同他一道离开。“我想留下来。”我说道，“战争快结束了。”敏双手交叉紧握，举在眼前，叹了一口气。“真快结束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光你的将军，还有其他人都想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打久了仗的军人不会甘于退出战场。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他们哪能轻易放弃。我们得有人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确保他们不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我不去又会怎样？”我问道。敏抬起头，看着祭坛上方伤痕累累、泛着浅绿的基督。一张欧洲人面孔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钉着，裆部裹着一块布，死时极有可能光着身子。敏意味深长地笑了，露出一口白晃晃的牙齿。“你去美国比留在这里作用更大。”这个牙医的儿子说道，“再说，就算不为自己，为了邦，你也该去美国。要是他想我们会留下来，他也不会去美国。其实哪用我劝你，你自己就想去。你就承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