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第2/4页）

由于我是写信，所以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她在信里承认看到信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和不安，但是接着她又气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她说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也希望我们都能获得这种快乐。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作为一个同性恋意味着我将面对更为艰难的人生，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艰难的人生。她补充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希望我当个作家就好，不要做同性恋作家。

父亲对此能够接受，母亲写道，他唯一的担忧是我是否会到处宣传。来信的结尾，他们说爱我，我们以后可以再就这个话题多聊一聊。但我们再也没有聊过，在一小段的别扭时期之后，我坚持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和原来一样。当我把大卫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母亲大概始料未及，妮娜在大学毕业几年之后，也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性恋。

一直以来，我都指望书能够让我的人生充满意义。对我意义最重大的一本书是《克里斯托弗和同类》，作者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作者在1929年搬去巴黎（正如他所说，主要是为了遇见男孩子们）到1939年搬去美国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同校的朋友、诗人W.H.奥登厮混在一起；体验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爱上了一位德国男人，然后为了躲避追捕他们的盖世太保在欧洲到处流浪；写下了经典作品《柏林故事集》，这部作品之后被改编成为舞台剧《我是一部照相机》、百老汇音乐剧《酒店》和同名电影。

我不知道托宾更愿意被称为同性恋作家，还是作家。你可以争辩说《布鲁克林》的作家拥有同性恋的敏感度，但它的故事情节可一点都不同性恋。

2009年8月，妮娜和萨莉以及她们的孩子回到了日内瓦。母亲和我以及其他家人回到了纽约，那一整个月都过得很焦虑。我们的读书会在等待见奥赖利医生的时候又开始进行了。那天母亲和我都比预约时间早到了一小时。

我们并肩坐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候诊室的椅子上，看着《布鲁克林》。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依丽丝的年轻女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的布鲁克林勇敢地建立了新生活，却在回爱尔兰之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有部分希望留在故乡。

我忍不住把我喜欢的段落指给母亲看。在依丽丝去往布鲁克林之前，她看着姐姐做着日常的工作，托宾这样写道：“她突然感觉，她将永远记住这个房间、她的姐姐，还有这个画面，好像她的人已经在远方了。”我把这一段指给母亲看的时候，突然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也像依丽丝一样，试图活在当下，努力想要留住此时此刻脑海中的画面，就像两年前，在缅因州我试图用拍照来凝固住时光，要拍下母亲与她所有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

对于依丽丝，托宾写道：“在她离去之前的那个清晨，她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微笑，这样她们就会记住她微笑的样子。”

奇怪的是，在候诊室的另一边，一个女人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站起来，似乎想要上前来和我们说话，她也真的开口了。

“打扰了。”她对母亲说，“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你。我只想要告诉你，你拥有最美的笑容。”

母亲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绽放出了笑容。

“这是您的儿子吗？”女人继续问道。

“是的，这是威尔，我的二儿子，我还有个女儿。”

“你的母亲。”她对我说，“有最美丽的笑容。”

然后她走了。

我们继续看书，读到“有一些人很友善……如果你与他们好好地说话，他们会更加友善”。

“她真好。”母亲说，“那位女士，她太好了。”然后母亲走向她，在她身边坐下。她们拉着对方的手，继续交谈，或者说，母亲在倾听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