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谋杀案（第3/4页）

奥赖利医生从未给过母亲时间表。她倾听母亲的需求，尽自己所能采用最好的治疗方案，再根据情况随时调整，让母亲在接下来的日子好过一些，不必为了延长生命时间而牺牲生活的品质。奥赖利医生为母亲看诊时，只会问母亲感觉如何以及治疗是否有效。我们把下一次看诊的时间延后了，在这期间，母亲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像伦敦、日内瓦、佛罗里达等。奥赖利医生会尽量配合，帮助母亲如愿出行。

很快，母亲就要去见急诊医生了。我留在等候室，想着医生会让母亲留在医院还是回家。答案只有一个，非此即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的思绪又回到《不适之地》上，想着作者能够准确地掌握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沟通方式。作为一个读者，你可以同时窥探好几个人物的想法，即使他们不说话或说得非常隐晦，让书里的其他人不知所然，你也能领会他（她）的内心感受。读者可以看到书中角色嘴里说的与心里想的其实不尽相同，所以我们会对角色的动作、语调和用词更加敏感。总之，我们透过不计其数的媒介来表达自我，就像打扑克牌时，你要留心其他人语言和非语言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可以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母亲是个阅读者也是个倾听者。什么时候母亲应该停止治疗？我想起母亲的原话，她说她相信医生会告诉我们，她指的不是医生会讲给我们听，而是医生会让我们通过观察明白什么时候该停止治疗了，只要留心观察就好。

就诊的结果是，母亲因为感染严重，必须住院六天。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最后一次的扫描显示，尽管肿瘤没有再缩小，但也没有再扩散。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春天来了。温暖的天气对母亲的身体帮助很大，虽然她现在只能从医院的窗户瞥见窗外的春色。感染的原因是支架阻挡了母亲从胰腺到肝脏的胆汁流动，为解决这个问题，医生们要把塑胶套塞进支架里。出院前，母亲做了静脉注射抗生素，并输了两次血。

之后母亲又住院多次，每一次都让人心惊胆战。人生病时，最不想待的地方应该就是医院了。我们总是担心母亲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感染，她曾经在医院感染过好几次：几次是葡萄状球菌感染，还有一次很可怕，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在病床旁全程陪同，直到探视的时间结束。道格和我会尽可能多地去探望她（妮娜如果在纽约也会这样做），母亲会一直让我们带父亲离开医院，出去吃个汉堡，让他有地方可以休息一下。午饭的时候，我们会和父亲聊起工作和生活，然后猜想母亲还有几天才能出院。跟奥赖利医生一样，我们也不愿谈及母亲出院后的时间表，我们可能还有多少天、多少星期、多少月、多少年能跟母亲在一起？不是因为无从得知，而是谈论这个太过痛苦。

我对这次住院印象很深，因为母亲急着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出院，随着日期的临近，母亲越来越焦躁不安。

5月16日，母亲曾经担任过理事长的玛丽蒙曼哈顿学院，将向母亲颁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宗教历史学家伊莲·佩吉、慈善家特丽萨·郎。仪式在林肯中心的埃弗里·费雪大厅举办。母亲会由一名受她帮助后就读于玛丽蒙的难民介绍她出场，然后母亲会做一段简短的发言。能够获此殊荣，母亲深为感动，她非常渴望能够到场参加。

我曾经为母亲的生日派对紧张不已，这次颁发荣誉学位的典礼让我的神经更加紧绷。尽管，我确实是在杞人忧天。用母亲自己的话来说，她一直是个幸运的人，这一次又再度得到验证。她出院的时候刚好赶上颁奖会。这周妮娜也回家了，她一直陪着母亲，不仅在护理方面帮了大忙，有她的陪伴，母亲的精神也好了很多。尽管母亲的身体仍然很虚弱（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她仍然觉得自己可以站在埃弗里·费雪大厅里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