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谋杀案

得知阿富汗图书馆计划将获得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后，母亲一直非常愉快，她生病以来从未这么高兴过。然而，到了五月中旬，她开始持续高烧，几个疗程的抗生素都无法让她退烧。就在她准备起程去日内瓦看望我妹妹一家的一周之前，母亲的一个朋友去世了。

母亲一定会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的。我和她站在她的厨房里，我喝着温热的意式浓缩咖啡，问她去参加葬礼和追悼会是否觉得太过压抑，尤其在她去日无多的日子里。

“葬礼和悼念会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永生是存在的。”以前母亲会说她“相信”永生的存在。今天，我注意到她说的是“知道”。

“你怎么决定是否要参加某人的葬礼呢？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跟那个人不熟或者根本不认识，只认识他（她）的配偶或孩子？”

“如果你需要考虑是否要参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去。

如果你真的不能去，就别去了，然后尽快写一个很好的悼函。”母亲有点恍神，“真是的，我本来有事情要告诉你，可现在我想不起来了。”

那可不是化疗的副作用。母亲总有一长串的事情要跟我们说，记不住才叫正常。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突然，她双眼一亮——想起来她要告诉我的事情了。

“哦，对了。我要给你看样东西。”她离开厨房又很快回来，手里拿着一张打印好的卡片，上面写着：“在这个非常悲痛的时刻，我们全家感谢您给予的慰问。”母亲划掉了“非常悲痛”，把“我们全家”替换成“施瓦尔贝全家”。

“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感谢那些寄来吊唁信的人，但是必须去掉‘非常悲痛’的表述，这听起来太忧伤了，而且直接写我们的姓名比较亲切。你还可以根据他们吊唁信的内容，再在卡片里面写点什么。还有，别用黑墨水写，用蓝墨水，黑色太过严肃了。”

这就是母亲原本忘记，但又想起来的事情——在她去世后，如何回复别人寄来的吊唁信。

2008年4月，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日内瓦。母亲一路上都被高烧和寒冷折磨着。即使到了日内瓦，她也频繁地进出医院，虽然体力不支，但她还是坚持与米洛和塞伊多相处一段时间。后来，母亲还是提前飞回了纽约。母亲和父亲喜欢一起旅行，走访新的地方，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见见朋友、认识新朋友，这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不过父亲更偏爱比较舒适的旅行，去难民营和发展中国家的旅行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所以这次他们对于提前返回都很沮丧，又继续规划着日后出国旅行的行程。

一回到家，母亲就又忙着召开阿富汗图书馆的董事会了。

那一百万美元的捐助将整个计划从一个疯狂的梦想变成几近实现的事实，因为这笔钱占所需款项的1/3，不仅能够让他们在喀布尔建立图书馆，还能建立一些移动图书馆。母亲当然没能遵守她的承诺，她无法停下来休息，甚至比之前还忙。

我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茱帕·拉希里，包括她2003年出版的小说《同名同姓》以及首本故事选集《疾病解说者》，所以，下一次的读书会我们就选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疾病解说者》让茱帕于1999年问鼎普利策文学奖。茱帕1967年生于伦敦，孩提时代便随父母移民美国。她笔下的移民流离失所的状况，与母亲的难民朋友极其相似。这些移民夹在两种文化之间，既想保留原来的文化，也想拥抱新的文化。

茱帕在新书中直言不讳地描绘了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共同点。在介绍书中的战争摄影家时，她说：“每当这个摄影家到访不同的难民营，看着一家大小在废墟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他都会想起自己搬家的情形。总的来说，这就是生活：几个盘子、最喜欢的梳子、一双拖鞋、一条孩子的玩具项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