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谋杀案（第2/4页）

这本书在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刚刚死了妻子的男人，立即去投靠已婚的女儿和她的家人的故事。结尾是由两个主角串起来的故事，其中一个主角的母亲死于癌症。我和母亲讨论着这些故事，但并没有细谈，也没有把重心放在死亡或癌症上面。在第一个故事中，死亡在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发生了；在结尾的故事中，主角的母亲得了癌症，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然而，这两个故事的重点都在描写活下来的人，一是父亲和女儿，二是父亲和儿子。也讲了他们在已经改变了的或处于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彼此沟通不畅。

母亲和我讨论了茱帕在很多书中不断出现的主题——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移民与难民家庭的子女在异地生活面临的艰辛困苦。我们把茱帕笔下的人物当成自己的朋友甚至亲人来讨论。为什么这个人物不说出来？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他（她）身处巨大的不幸、孤独和恐惧之中？茱帕书中的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真实的人，他们不停地彼此诉说着重要的事情，只是不一定都需要通过语言。

当我们考虑下一本要看的书时，母亲再次表示，她很想重读那些以前看过并且很喜欢的书。想了一会儿，她决定选择T.S.爱略特1935年出版的剧本《大教堂谋杀案》。母亲上大学的时候就曾参加过哈佛与拉德克利夫联合出演的戏剧，正是这部《大教堂谋杀案》。

从我记事起，母亲和父亲就在书架中间最特别的地方，放了一套有着精美包装的《大教堂谋杀案》和其他的典藏书籍，包括有皮革面的梭罗和狄更斯的作品，那些是母亲的祖父留给她的珍贵遗产。我对此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正沉迷于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但已经看完了他的所有作品，所以我想在书架上找一本推理小说来看，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教堂谋杀案》。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纳瓦隆突击队》的续集。我翻了几页，发现它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于是我又把它塞了回去，也因此断定它就像旁边那本只有父亲会读的书一样，枯燥无味。

选定了《大教堂谋杀案》之后的几周，母亲和我一起坐在了急诊中心的等候室里，因为她突发高烧。我们坐在那里等候通知，不知道母亲是拿点抗生素回家还是必须留在医院里。我们都看完了《大教堂谋杀案》，我问她想要重读艾略特的戏剧是不是为了缅怀过去。她说不是。她想重读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欣赏书中优美的文字；另一个是书中的主教托马斯·贝克特，他宁愿殉教，也不愿蒙昧良知。“我觉得这部戏剧非常发人深省。”她说。

母亲一会儿就要进检查室了，在这之前，她告诉我，我们最近谈论到那些敢于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主张的真正勇敢的人时，她当时脑海中浮现的就是贝克特。我们继续坐在那里等着，走廊上有人来回踱步，有病人低声呻吟，有护士跑进跑出。母亲接着说：“他也同样能够接受死亡。虽然他并不希望死去，但他冷静极了。当我停下所有治疗的时候，就该是结束的时候了。”

“你会不会担心该如何下这个决定？”

母亲摇了摇头：“完全不担心，我相信医生会让我们知道这些。”

但我并不那么确定。母亲的医生都是出类拔萃的，只是现在的情况比较棘手而已。医生怎么会告诉你一切该结束了？怎么会告诉你其他的方法试了也是白试？又怎么会说如果你的目标是生活得有品质而不是想延长生命，那么很简单，接下来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许多医生根本不想谈这些。

我知道有些病人会祈求医生，甚至向医生保证，他们只想得知病情的真相，无论病情如何可怕，他们都能够承受，不会为了多活几周或者几个月而用尽各种痛苦的治疗手段。然而，这些人中还是有很多无法强装坚强，他们无法承受噩耗，不想结束生命，他们愿意忍受任何医疗痛苦，只为了延缓死亡的脚步，哪怕几天也好。还有什么比求生欲更为人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