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第3/5页）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经常去看望吕迪的母亲，尚莱的一个老太太收留了她。她在渐渐恢复原来的样子，脸色、头发和威望。吕迪每天晚上去她那里，并且也不再扮演他一直以来的、不可救药的、又懒又笨的坏学生角色，甚至对数学也开了窍。

星期天，黄别墅成了曾经躲藏起来的孩子的聚集地。人们从周围把三至十六岁的还未被认领的孩子带到这里。他们在风雨操场那个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展示自己。来了很多人，大部分人来认领他们的儿子女儿或者侄子侄女。也有在纳粹大屠杀后，感觉必须对某个孩子负起责任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些打算领养孤儿的夫妇。

我既盼望又害怕这些早晨。每次叫到我名字走上高台时，我多么渴望听到一声呼喊，我母亲的呼喊。每次当我在一阵礼貌的沉默中原路折回的时候，我恨不得自残。

“这都是我的错，神父，我父母不来，那是因为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想念他们。”

“别说傻话，约瑟夫，如果你父母没有回来，那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们的错，是希特勒和纳粹的错。”

“您不能推荐我被领养吗？”

“现在还太早，约瑟夫。如果没有文件证明你的长辈都已去世，我没有这个权力。”

“反正，没人会要我的！”

“别，你应该继续盼望。”

“我讨厌盼望，我在盼望时感到无用和肮脏。”

“你要更谦卑一点，再等等吧。”

这个星期天，在例行的孤儿展览后，我仍然一无所获、垂头丧气。我决定陪吕迪去村里他母亲那里喝杯茶。

我们沿着小路往下走，我看见远处有两个人影在往坡上爬。

我连想都没想，拔腿就往那个方向飞奔，几乎脚不沾地，简直要飞起来了。我跑得太快了，感觉腿都要从髋上落下来了。

我并没有认出那个男人或女人，但我认出了母亲的大衣，一件带风帽的玫瑰色和绿色相间的苏格兰呢大衣。肯定是妈妈！我还从未见过别人穿带风帽的玫瑰色和绿色相间的苏格兰呢大衣。

“约瑟夫！”

我使劲捶打着我父母，上气不接下气，说不出一句话。我拍他们，掐他们，紧紧抱住他们。我盯着他们看，抓紧他们，不许他们再走掉。我重复了无数次这样混乱的动作。是的，我感觉到了他们，看到了他们，是，他们还活着。

我高兴到悲从中来。

“约瑟夫，我的小约瑟夫！米舍科，你看到了吗？他多可爱啊。”

“你长大了，儿子！”

他们说着些愚蠢没意义的小事，却让我直想哭。我，我已泣不成声。我们分别后三年来蓄积的痛苦，一下子压到我肩头，把我击垮。我张大了嘴，却发不出声音，只会抽噎。

意识到我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时，他们转向吕迪：

“我的小约瑟夫，他太激动了，是不是？”

吕迪表示赞同。因为再次被母亲理解，猜中了心事，又引得我一阵热泪。

我有一个多小时说不出一句话。在这个小时里，我抓住他们不放，一手拽住我父亲的胳膊，另一只手握住母亲的手掌。在这一个小时里，我从他们对蓬斯神父的讲述中知道了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藏身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大农场里，乔装成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花了很长时间确定我在哪，是因为他们回到布鲁塞尔后，发现叙利伯爵和伯爵夫人失踪了。抵抗组织把他们引到了一条错误的线索上，他们一直寻找到荷兰。

在叙述他们的曲折经历时，母亲经常转向我，抚摸着我，轻声喃喃道：

“我的小约瑟夫……”

我是多么喜欢听到意第绪语，这是一种多么柔和的语言啊，人们用它唤一个孩子的名字时会忍不住加上一点声音的抚摸，一个昵称、一个悦耳的音节，就像用词语在心里撒了一把糖……这样的情形下，我恢复了常态，一心想带他们去参观我的领地，我度过几年快乐时光的黄别墅和它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