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绿荫遮蔽、面对蔚蓝大海的露台上,写完了我的故事。我没有像同伴那样进屋午睡,我没有躲避太阳的灼热,相反,阳光把它的快乐撒到我心田。

这些事情发生后五十年过去了。最终,我还是接受了犹太教成人礼,继承了父亲的产业,我也没有转信基督教。我满怀热情地研究了父辈的宗教,并把它传给我的孩子们,但上帝仍然没有来赴约……

无论是作为虔诚的犹太教徒,还是作为淡漠的犹太教徒,我再也没能找回童年时感受到的那个上帝:在乡下的一座小教堂里,在彩绘玻璃上,在带花环的小天使身上,在管风琴的轰鸣声中,那个充满关爱的上帝飘浮在百合花束里,闪烁在温暖的火焰尖,混杂在油木的香味中,注视着那些躲藏起来的孩子和同情他们的村民。

我没有停止过看望蓬斯神父。先是1948年,当政府决定用马塞尔小姐的名字命名尚莱的一条街道时,我去看过他。马塞尔小姐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都到了,所有被她接待过,吃过她的饭,得到过她做的假证件的孩子都来了。在纪念她的石碑揭幕之前,市长发表了讲话,提到了她的军官父亲,那是再上一场战争的英雄。鲜花丛中,竖立着父女两人的照片。我凝视着“真见鬼”和上校,他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一样的丑,只是那个军人多了一撮胡子。三位高级犹太教士颂扬了这位献出生命的女人和她的大无畏精神。神父随后带他们参观了他上一次的收藏。

我和芭芭拉结婚的时候,神父有机会进入一座真正的犹太教堂,他愉快地见证了仪式进程。这以后,在犹太教赎罪日、新年祭典或孩子们的生日,他都会来家里坐坐。不过我更喜欢到尚莱去看他,和他一起去那个小教堂的地室,那里有一种无序的和谐带来的舒适。三十年里,他经常向我宣布:

“我开始了另一种收藏。”

当然没什么能同那场大屠杀相提并论,没有一种不幸能与另一种不幸比较。然而每当地球上的某个民族由于另一个民族的疯狂而遭遇威胁时,神父便着手收集那些能见证受威胁的灵魂的物品。就是说在他的方舟上又添了一堆用具:有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收藏,有关于越南的收藏……

通过阅读报纸,我就能预见到,下一次我去看他时,蓬斯神父一定会对我宣布:

“我开始了另一种收藏。”

吕迪和我一直是朋友,我们一起为重建以色列出力。我出钱,他则回去定居了。蓬斯神父千百次地声称,他是多么高兴看到希伯来语这一神圣语言的重生。

在耶路撒冷,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决定授予那些在纳粹时期表现出最大人道主义精神,拯救犹太人免遭大屠杀的人士“国际义士”的称号。蓬斯神父在1983年12月得到了“义士”称号。

但他永远都不能得知了,他刚刚去世。以他的谦逊和低调,肯定不喜欢我和吕迪打算组织的庆典活动。他肯定要反驳说我们不应该感谢他,他只是听凭内心的召唤,在完成使命。这个庆典带来的快乐实际上是给我们的,他的孩子们。

这天早晨,吕迪和我到以色列用神父名字命名的树林里散步。“蓬斯神父之林”种了二百七十一棵树,象征他救过的二百七十一个孩子。

一些小树在老树干周围长起来了。

“你看,吕迪,有一些小树长起来了,那就不能说明什么了……”

“这很正常,约瑟夫。你有几个孩子?四个,孙子孙女呢?五个。救了你,蓬斯神父就相当于救了九个人。对我来说是救了十二个人。再下一代的话,人还要多。然后不断增多,几个世纪后,他就相当于救了几百万人。

“就像诺亚。”

“你还记得圣经?你这个不信教的人,我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