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第3/7页）

“很简单，因为报纸上没有出现这个词，你看看其他的字，几乎是随便买一份报纸就能在里面找到这些常用字，但是‘沼泽地’这个词却不常用，所以寄信的人就很难找到。”

“对啊，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就能说得通了。福尔摩斯先生，您还能从这封信中找到些其他的线索吗？”

“还有一两处地方是值得研究的，寄信人为了掩盖所有的痕迹，确实曾经下了很大的苦功。您看看这个住址，写得实在是潦草。但是像《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如果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根本不愿意买来看的。所以，我们可以作一个这样的假设，寄出这封信的人受过比较高水平的教育，但是他却要把自己伪装成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过很少教育的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尽量地掩饰自己的笔迹，他似乎害怕自己的笔迹会被您认出来或者是查出来。还有一点，您不妨再看看那封信，这些字并没有被贴成一条直线，有几个字被贴得参差不齐，比如‘生命’这个词，贴得就比其他的字高得多。这说明寄信的人在剪贴的时候要么非常粗心，要么非常激动，又或者是非常惊慌。总的来说，我觉得惊慌的成分比较大。因为这对寄信人来说很明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炮制这封信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办事粗枝大叶的人。如果他是由于惊慌而导致粗制滥造的话，那就又引出了一个新的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他为什么要惊慌呢？只要是清晨寄出的信件，都可以在他离开旅馆之前送到亨利爵士的手中。难道寄信的人怕撞见别人——又是怕撞见谁呢？”

“我们现在简直是在胡乱猜测。”摩梯末医生说。

“嗯，更恰当地说是在把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比较，并找到与真相最接近的那个，这才是发挥想象力的科学途径——但前提是永远要在可靠的物质根据的基础上。还有一点，毫无疑问，您还会将之称为胡乱猜测，但是我基本上可以断定，信封上的地址是寄信人在某家旅馆的房间里写上去的。”

“您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吗？”

“只要您认真地再检查一下那行潦草的地址，就能够看出来，笔尖和墨水都曾经让书写者感到十分的不便。他只写了一个字，纸面就被笔尖刮了两次，而且还把墨水溅出来了。这么短的一个地址，居然在书写过程中蘸了三次墨水，这就是说，墨水瓶里的墨水已经相当少了。您可以想想，如果钢笔和墨水瓶是属于某个人的，谁会让钢笔刮纸、墨水瓶没有墨水这样的情况出现其一呢？更不要说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了——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只有一种可能——钢笔和墨水都是属于旅馆的，这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真的，我敢保证，只要咱们到查林十字街一带的各个旅馆里去搜查一下房间里的纸篓，我们就很有可能找到那份被剪过的《泰晤士报》的残骸，顺藤摸瓜，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找到寄出这封内容奇怪的信的人了。嗯，啊！这又是什么呀？”

他拿起那张贴着字的13×17英寸的信纸，凑到距离眼睛只有一、二英寸的地方，认真地观察起来。

“是什么啊？”

“没什么，”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又把信纸扔到了桌子上，“这半张空白的信纸上面连个水印都找不到。我觉得，我们在这封怪信上面也只能得到这些东西了。呃，亨利爵士，您到了伦敦之后，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

“嗯，没有，我认为没有，福尔摩斯先生。”

“您就没有发现有人关注您的行踪或者是直接跟踪您吗？”

“上帝，我好像是在看一本情节曲折离奇的小说一样，”亨利爵士说，“真是见鬼，跟踪我有什么用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在谈论之前，您确定真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事情告诉我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