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就把餐桌收拾得干干净净，福尔摩斯的身上穿着一件睡衣，静静地等候着昨天定好的约会开始。我们那位委托人——摩梯末医生很守时，时钟刚刚打响十点，他就带着年轻的爵士来了。这位爵士身材短小精悍、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珠，大约三十岁的年纪，人长得很结实，有一双粗重的眉毛，脸孔显出一副坚强而好胜的样子。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红色苏格兰式的服装，给人一种饱经风霜、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户外的印象。不过，从他那坚定的眼神和沉静自信的态度中，我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一种优雅的绅士风度。

“这位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梯末医生向我们介绍道。

“哦，对的，”这位亨利爵士说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就算是摩梯末医生不建议我今天早晨来找您，我也会自己主动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擅长研究一些小问题。不过奇怪的是，就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件让我实在搞不清楚的事情。”

“您请坐下吧，亨利爵士。您的意思是说，您刚刚到达伦敦，就已经碰到了一些让您感觉很奇怪的事情了吗？”

“也不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福尔摩斯先生，我猜它很可能是个玩笑。如果您愿意把它称为信，那么，我今天早上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

亨利爵士把“信”放到了桌子上，我们都把身子探过去，信纸是一种质地很平常的灰色纸。收信人地址写着“诺桑勃兰旅馆”，字迹看起来很潦草，盖着“查林十字街”的邮戳，发信的时间是在前一天的傍晚。

“都有谁知道您会到诺桑勃兰旅馆去住宿呢？”福尔摩斯的目光敏锐地望着我们这位年轻的来客，问出了这样一个谁都关心的问题。

“不可能有人会知道啊，因为这是我和摩梯末医生见面以后临时作出的决定。”

“那么，摩梯末医生事先肯定已经到过那里了吧？”

“没有，我只是在很久以前和一个朋友在那里住过一次的，”医生说道，“当时我们并没有作出要再到这家旅馆去的表示。”

“哦，这么说，好像有人十分关心你们的行动啊。”他从信封里掏出了一张折了四折的大约有半张13×17英寸那么大的信纸。亨利爵士打开这张信纸，又把它在桌子上平铺开。信纸的中间是一句用报纸上剪切下来的铅印字贴成的话：

如果你在意自己的生命，或者大脑中还残存着一些理性的话，就远离沼泽地吧。

其中，只有“沼泽地”这几个字是用笔蘸着墨水写的。

“那么，”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您或许能够给我讲一讲，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谁对我个人的事情如此地感兴趣呢？”

“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摩梯末医生？不管怎样，您这次总应该承认，在这封信里，绝对没有存在着什么神怪的因素吧？”

“那是当然，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我认为寄出这封信的人倒很有可能是个相信神怪之说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亨利爵士显然有些着急了，“我怎么感觉你们两位对我的事情好像比我自己知道的还要多。”

“亨利爵士，我保证在您走出这个房间以前，您就能了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不过现在请您还是让我们先谈谈这封一定是在昨天傍晚凑成句子然后寄出的信件吧，它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吸引人——还留着昨天的《泰晤士报》呢吗，华生？”

“放在那边的墙角了。”

“请你帮我拿过来可以吗？打开里面那一版，对，就是专门刊登评论的那个版面。”他快速地浏览了一遍那一面报纸：“这篇评论非常重要，它谈论的是自由贸易的问题，让我把其中的一段读给你们听一听吧：‘也许你的大脑会再次被那些花言巧语哄骗得失去了理智，这些保护税虽然会对你从事的生意或者工业具有一定的鼓励作用，但如果从理性出发的话，从长远来看，这种立法的命令一定会使我们的国家远离富足，降低进口的总价值，并且使这个岛国的一般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