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一副亲娘老子给的炮筒子脾气,一点即着。就为这个,打念小学那会儿起,没少吃过亏。

念小学那会儿,我从学校的二楼跳下去过,结果一整个礼拜直不起腰来。或许有人要问了,干吗这么不要命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那天我在新盖的二楼上探头探脑地张望,有一个同学撩拨我说:“你威风什么?再威风,也不敢跳下去吧!”紧接着,别人就开始“胆小鬼!胆小鬼”地瞎起哄。一见如此,我就一咬牙一跺脚,跳了一个。

校工背我回家时,我老爸瞪大了眼睛呵斥道:

“跳个二楼就直不起腰来啦?没出息的东西!”

我立马顶了他一句:“你等着,我下回跳个直得起腰的给你看!”

有一回,一个亲戚送了我一把西洋造的小刀。我对着阳光给伙伴们看那漂亮的刃口。有个小子偏要跟我抬杠,说:

“看着倒是光亮亮的,可中看不中用,切不了东西。”

我一听就火了,说:

“怎么就切不了东西了?什么都能切!”

“那切你的手指头试试。”

那小子存心挤对我。

“怎么着?不就是切个手指吗?瞧好了!”

说着,我往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上斜着切了一刀。幸好那刀子毕竟太小,而我的手指骨又很硬,所以大拇指至今还连在手上呢。不过,这道伤疤许是到死都褪不掉的了。

从我们家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来步,到了尽头的南坡上,有一片菜园子,正中间长着一棵栗子树。这棵树对我来说,可是比性命还要宝贵。栗子成熟的季节,我总是早上一起身便跑出后门,捡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栗子,然后带去学校里吃。菜园的西侧与“山城屋”当铺的院子相连,那当铺里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子,名叫勘太郎。这个勘太郎自然是个孬种,可孬归孬,竟然也会翻过竹篱笆墙,到我们家的地盘上来偷栗子。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躲在折叠门的背后候了半天,终于逮到了前来偷栗子的勘太郎。那会儿,勘太郎眼见得已无路可逃,便不要命地朝我扑来。这小子比我大两岁呢,虽说是个孬种,倒也有股子牛劲儿。他用秃脑门顶住我的胸口,步步进逼之际,忽地一滑,整个脑袋竟钻入我那件夹袄的袖筒里了。我的胳膊被他的脑袋别住,使不上劲儿,于是我拼命地挥动手臂,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左右摇晃。后来那小子实在憋不住,在袖筒里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我疼痛难忍,将勘太郎一直推到了竹篱笆的墙根处,脚下使了个绊子,将他撂倒在他家院子的那一侧。由于“山城屋”院子的地面比我家的菜园子要低那么六尺[1],倒下去的时候压塌了竹篱笆。他“啊”地大叫一声,以倒栽葱的方式跌进了自家的领地。勘太郎摔下去的时候,顺势扯掉了我夹袄的一只袖筒子,我的胳膊这才恢复了自由。当天晚上,我老妈去“山城屋”跟人家赔礼道歉,顺便要回了那只袖筒子。

要说我闯过的祸,还远不止这些呢。

我有一次领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鱼店的阿角糟蹋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地。胡萝卜苗尚未出全的地方,上面苫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那上面练了半天相扑,结果把下面的胡萝卜踩了个稀巴烂。

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水稻田里的井给堵上了,结果人家找上门来算账。那口井其实是个将打通了竹节的粗毛竹深埋于地下,引出水来浇灌稻田的装置。我那会儿根本不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只管将石块啦、半截子木棒啦一股脑儿地往里填,直到水冒不出来了才回家去吃饭。哪知刚端起饭碗,古川那家伙就满脸通红、大声咆哮着闯进了我家。记得那一回是赔了钱才把事情摆平的。

在家里,我爸一点儿也不疼我,我妈只会一个劲儿地袒护我哥。我哥长得细皮白肉,喜欢学戏——学戏倒也罢了,还喜欢男扮女装演花旦。老爸看到我就说:“你这小子反正是没出息了。”老妈则说:“无法无天的,今后该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