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

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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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他们都四十岁左右。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不过，他不是老学究。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们互相顶撞，仿佛他们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诘问，立刻心领神会，喋喋不休的俄语，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笼牢，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或者不过是真正的人类语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样，他们的行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尔摩的风俗规范。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饭。当他在冰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浸泡敷药，不仅如此，这种事儿她还告诉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没有把握，对他更没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他，用的是缪塞的一段话。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忧郁

一个讨厌的邻人，却是杰出的伙伴

极为轻率，也格外造作

义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后，她写道：“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当时这样叫他。

“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