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第4/6页）

◎香港凤凰卫视做了一期“樊建川和他的红色革命系列生活用品收藏”，不知你是否收看？我看了，大为震惊，就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其收藏规模之庞大是绝无仅有的。光各类纪念章就仿佛是海底世界里庞杂纷繁的鱼类，让人眼花缭乱，主席的语录和头像几乎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部位，从锅碗盆碟到钟表桌椅到学习和工作用具，干脆这么说吧，当时只要是一件瓷器、一件工具、一个物品、一本书、一只笔、一张小票，都无一例外地浸染了“文革”特殊的红色。樊建川向观众讲述了他的收藏和整理过程，他说最让他感到痛苦和不安的并不是这些器具，而是他从民间收集来的汗牛充栋般的书信，那里面充满了告密、陷害、恐惧、痛苦和忏悔的泪水。更多时候，樊建川说他根本不敢一一去查看，只是简单地做分类打包处理。从电视画面上，我看到那些被装在一只只粗糙的麻包里的私秘信件，它们静静地躺在像高低床一样分层的巨大货架上，形同一具具死尸无声又无息。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写作《妙音鸟》是有意义的，就像樊先生的收藏，因为人的惰性首先就是健忘。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早就跑题了。不过，我是想借此表明，“文革”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诸如像章、瓷器、信件、语录等，这些东西我在很小的时候都无数次触摸过的。在我记忆当中，只要是有红色痕迹的瓷器，在家里绝对是供奉在最高最显眼的地方，别人一进家门就会映入眼帘，好像对外宣扬我们这个家庭的忠诚不二。我曾亲手打碎过一只空心的白瓷塑像，后果可想而知，父亲严厉的惩罚了我，并警告全家人要保守秘密。那是一种天将塌下的恐慌，在我幼小的身心上烙下了疼痛的印记，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的痕迹。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应该被轻易忘却。作为一名作家，别人去写那类无关痛痒东拉西扯的柔情暖意的小故事，对历史对过去对伤痕视而不见，而我不能。已故的巴老晚年说过，他在“文革”做了违心的事说了违心的话，于是，他的存在和文字有了崭新的价值。但愿多年以后，有人谈及我的创作时，不为别的，只因我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和激情反思过那段历史。

△有些心理伤痛不应该那么快就从中国人的记忆中移走，我看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做的是那个时代亲历者的心灵档案，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冯骥才是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走过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但他说有一阵子根本不能再写那段岁月了，他回忆去过去的事情自己的精神都受不了，要生病的。这跟你看樊建川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一种心灵的撞击。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感官的享受，但作家，好的作家还是要敢于拿出撞击心灵的东西，哪怕它与人们的口味不大合拍，但是轻飘飘的蒲公英，风一吹就没有影了，有根的树却会越来越枝繁叶茂。对此，我欣赏你的这种认识。让我们回到小说中，小说结尾你安排了一场地震，为什么这样来结局，你是想毁掉这个村子，还是只是想让沉睡的人们醒来？

◎谢谢你注意到小说的结尾！“地醒了”的潜台词是“那么，羊角村的人呢？”之所以这样结尾，还是想把问题留给聪明的读者。地震无疑是毁灭性的，难以抗拒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已经腐朽的东西，索性就让它来个天翻地覆吧。当然，我这样处理是有现实根据的，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很多时候，我甚至在想，这是否就是大地给人们、也给那个特殊的时代敲响了警钟？

△这几年是你的创作丰收期，我惊喜地看到你在短篇、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等各种形式上遍地开花。一个写小说的人能够这样执着地坚持下来，肯定生命中有一种对小说剥除不了的爱。好像你原来是学理科的，当初是怎么喜欢上小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