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第5/6页）

◎准确地说，我是从2000年起开始大量地创作小说，并在国内诸多刊物上连续发表作品的，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短篇小说六七十篇、中篇二十余部、长篇三部，累计超过二百万字。这个数字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因为早在1999年前，我的工作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还在民航局上班，做的是专业性很强的航空电讯工作，可自己好像一点儿也不喜欢，我觉得自己的身心根本不属于机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呢？我实在不想塌塌实实干一辈子通信业务，干脆就改了行，去当一名行政秘书，可感觉总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是不喜欢民航这份工作，而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和每一缕空气。我的第一个短篇习作，就是在机场值班的夜晚写成的，可以说一气呵成，而且是手写的，后来打印出来拿给省刊的一个编辑朋友看，对方答复说很不错，可以作为头题来发表，而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头题”为何物呢。1999年末小说发表出来，我好像也一下子找到了工作以外的乐趣，那以后读书和写作让我完全忽略了一直以来不如意的景况，一个个被我精心虚构出来的鲜活的小说人物，他们微不足道的举手投足或荡气回肠的哀乐喜怒，几乎占据了我所有思绪。当然，我也为此背负了“不务正业”的心理负担。好在，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我就很顺利地从民航调到宁夏文联做文学编辑了。正是小说为我提供了一次跳槽的机会，要是没有它，我真不知道自己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它，并为之付出心血。

△不知你最近是否关注一些人关于几个代层作家的看法，有一些人说，六十年代作家生活资源丰富，现在也有优秀作品产生；八十年代作家，风头正健，正在引领风潮；惟独夹在中间的七十年代作家好像很平庸，似乎马上就被忽略掉似的。很不幸，我们都是七十年代人，刨除自身感情，你怎么理性地看这种判断？

◎孟繁华先生在最近一篇关于我的评论文章里写道：“70年代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文学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无疑，这也正是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时常在想，你已是如此出身了，叹息痛恨又有什么用？博尔赫斯长期待在阿根廷的一家图书馆里，可他手里的笔却伸向了世界各地。以代际划分作家有一定的道理，也便于文坛形式上的具体操作，但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管人们做出怎样的判断，道路始终要靠作家自己去走。中国有句老话叫勤能补拙，想当一流的作家，必定困难重重，我写《妙音鸟》最初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否则，就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现在已无需太多言语了，我已经比较成功地做完了这件看起来难度很大的工作，而且，我也相信包括你在内的有识之士，会对70年代出生的作家做出公正的判断。所以，我想再次引用孟繁华先生的话，他说：“在我看来，同样作为70年代出生的青年小说家张学东，就是在这种尴尬或夹缝中实现突围的。不仅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证实了这一看法的成立，现在读到这部长篇小说，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夸大其辞”。

△说实话，我有自身的焦虑，却不大有代层的焦虑，我们不能像一个算命先生那样从生辰八字看文学、历史的发展。哪个时代不出人？时代是一方面因素，自身的功力更重要，不然，哪怕你生活在历史最好的时代，还是窝囊废一个，又有什么用呢？更何况，现在的代层讨论说白了，还不是从市场看文学？从文学看文学，我觉得七十年代作家正在不断走向成熟，不断拿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即如从你的近期创作而言，问题并非没有，但从整体来看，这部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控制力等方面，可以说它也预示着七十年代作家创作上的成熟——在文字把握上、在对生活经验的处理上、在对历史责任的承担上——已毫不逊色于六十年代作家了。我一直比较喜欢你的文字，从你众多的中短篇到《西北往事》，再到这部《妙音鸟》，在你的文字中有着干净、利落又刚硬的力量。但如果仅仅如此还很单薄，而你好就好在还有另外一面，即刚中有柔的一面，朴素却又蕴藉的一面。当代小说语言逐渐在失去弹性，尤其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描述，比生活本身还涣散、凌乱，这些缺点在你的小说中很少见。我曾经到过宁夏，与你和很多作家朋友都有过交流，在你们身上感受到难得的对文学那种热情和真诚。宁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母亲河从此流过，它不但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一定会刷新它，所以我常常想有你们这样一批作家，再加上不趋势、不趋时、不急躁、不功利的品质相伴，这块土地一定还会生长出更多神奇的文字来。为此，我期待着。作品会代替作家说出所有的话，也会让读者看到作家的一切。